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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德宗重返长安后，其私欲更加膨胀。他甚至暗谕各地方为他进贡，并将进贡多寡作为升迁的重要条件。于是，一些藩镇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时为宰相的李泌曾为此而专门上疏奏请德宗停止诸道贡奉。但是，当他一看到德宗那副不高兴的表情，又“惆怅而不敢言”了。陆挚却不然，他面奏道：陛下所要的贡物，“非地生，非天降”，而是朝廷取之于方镇，方镇取之于州，州取之于县，县从哪儿取呢?惟有榨取老百姓。接着，他尖锐地指出：这种“旁延进献，别徇营求”的行为，“减德市私，伤风败俗，因依纵扰，为害最深”。随后，又援引太宗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苦劝德宗节制个人欲望，应该“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

四、勇斗权奸

德宗在位期间，宰臣曾多次更换，但换来换去，基本上还是那些奸佞误国、残害百姓之徒。其中，卢杞、窦参、裴延龄最为典型。

卢杞字子良，其祖父卢怀慎是玄宗开元初的宰相，被时人誉为一代清官。其父卢奕也为政清廉，生活节俭，留下了一个好名声。但卢杞却与其先辈完全相反：他贪权贪财，嫉贤妒能，而且心狠手辣。一些忠直又有才干的人，如张镒、颜真卿、杨炎等，都是他一手害死的。他还利用酷吏赵赞等人以强借和加征的手段大肆搜刮民财，不知逼死了多少人。为此，史书上说：“天下无贤不肖，视杞如仇。”陆挚不怕卢杞之流的打击报复，多次向德宗揭发、检举他们的各种罪行，有时还和卢杞展开面对面的争斗。在他和大将军李怀光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卢杞赶下了台。

窦参字时中，是刑部尚书窦诞之玄孙。他担任宰相后，虽无学术，但多引用亲党，使居要职，以为耳目。他“阴狡而愎，恃权而贪”，常常通过他的族子窦申等人卖官鬻爵，受贿索贿。陆挚发觉后，再次挺身而出，对窦参以权谋私的行为坚决予以揭露。结果，遭到了窦参一伙的极力排挤和诽谤。陆挚仍不屈服，又联合湖南观察使李巽和中使逢士宁等人多次上疏，弹劾窦参，终于使窦参贪赃行迹彻底败露，被贬为郴州别驾。

陆挚担任宰相后，更以清除权奸为己任。当时，掌管户部度支事务的大臣裴延龄为讨得德宗的欢心，妄奏从账簿中查出隐欺钱20万贯，还虚称从粪土中挖出银子13万两，另有许多珠宝绸缎。他声称这些都是余财，可请皇上另贮以供御用。当德宗欣然“笑纳”时，裴延龄为了不露马脚，连忙派人“搜求市万里，豪压入献，追捕工匠，胁迫就功”，搞得整个都城人心惶惶，怨气冲天。裴延龄还乘机将度支库藏的许多财物弄到了自己家中，占为己有。在他的影响下，他所分管的度支府“当给者无贿而不支，应征者受赇可纵免，货路公行，纲纪大坏……鞠其奸赃，无不狼藉”。但是，由于他是皇帝的宠臣，满朝文武也都敢怒不敢言。陆挚在此关键时刻又站了出来。他还特地写了篇《论裴延龄奸蠹书》，准备进呈给德宗。其中，他历数裴延龄七大罪状，斥其奸蠹，“为旷代所未有”。当陆挚的亲友们得知他的这一举措，都劝他不必过于认真。而他却表示：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恤其他。随后，毅然上疏。结果，昏君不但没准奏，反而听信了裴延龄的谗言，将陆挚贬为太子宾客。接着，又将他连降数级，贬为边远地区的忠州（四川忠县）别驾。

在忠州，陆挚几乎是天天闭门不出，一心在家研究医术，并著有《陆氏集验方》50篇。

德宗死后，顺宗李诵即位。数月后，李诵诏陆挚回京任职。但诏书还未到达忠州，陆挚因病去世了。顺宗无限伤感，遂赠陆挚兵部尚书，谥号宣。从此，后人称之为陆宣公。

对于陆挚的评价，稍后于挚的唐代政治家权德舆认为：“其道也与伊（伊尹）、说（傅说）争衡”，“其文也与典谟接轸”，其功业不在名相房（玄龄）、魏（征）、姚（崇）、宋（碌）之下。宋代苏东坡认为：他“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到了清代，陆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被列为从祀孔庙的贤哲之一。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原籍下邦（今陕西渭南附近）。其祖父、父亲都做过县令一类的地方小官，祖母、母亲也都知书达礼。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自幼受到文化熏陶，五六岁时就开始学写诗，八九岁便能写出很不错的律诗来。到了十六岁，他带着自己的诗稿去首都长安拜访了老诗人顾况。当顾况看到他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拍案叫绝。此后，他的诗名迅速传遍了京城内外。

白居易27岁中举，29岁中进士，31岁又参加“拔萃科”考试并被录取，从此登上仕途。他在中央和地方做官共达40多年。起初，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周至县（今陕西周至）县尉、翰林学士、京兆府户曹参军、太子左赞善大夫；44岁后，又相继担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56岁起又陆续升为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一直到70多岁，还挂着一个刑部尚书的官衔。

一、刚正不阿

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唐朝早已度过了它的极盛时期而走向衰败：政治黑暗，矛盾重重，各种问题都很多。尤其是宦官的权势极大，连皇帝也都要让他们三分，有几个皇帝还不明不白地死在他们手里。再就是那些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僚同宦官狼狈为奸，党同伐异，搞得文武百官人人自危，却又敢怒而不敢言。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或图升官发财，竟然巴结逢迎甚至卖身投靠。白居易却从来不向这些恶势力低头，还常常公开同他们做斗争。

有一次，朝廷举行“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在众多考生中择优录取了牛僧孺等三位佼佼者。宦官和世族官僚集团本来就忌讳“直言极谏”，自然对德才兼备的牛僧孺等人恨之入骨。于是，纷纷跑到宪宗皇帝李纯那儿去诬告，说他们在考试中作了弊。昏庸的宪宗帝偏听偏信，遂将牛僧孺等搁置一边，不予任用，还贬了主考官的职。白居易实在看不下去，便挺身而出，毅然上疏，竭力为他们争辩，并当面顶撞了宪宗帝。宪宗很恼火，曾为此而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现在竟对我如此无礼，真使我难以忍耐!”

元和十年（815年）6月3日，长安城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事件：宰相武元衡到皇宫早朝时，突然路边窜出一伙刺客，将他当场刺死。与此同时，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被人刺伤。事发后，朝野震惊，群情激愤。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明知自己身份所限，按规定不能参与朝政，却出于正义感，仍于当天中午向宪宗上书，强烈要求迅速捉拿凶手。宦官集团又抓住此事大做文章，说白居易抢先议论朝政大事是藐视朝廷规矩，是越职行为。还鉴于白居易的母亲不久前因患神经病而落井身亡，诬告他不孝等等，对他进行了一系列人身攻击。结果，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并从此长期没有得到升迁。

二、造福百姓

白居易一向关心民间疾苦。早在他被贬之前，宦官们曾发明了一种“宫市”，即皇宫里需要什么东西，由小宦官到市场上去购买，称为“宫使”。这些“宫使”不按市价讨款，只是随便留点东西充当价值，实际上等于公开抢夺。白居易为表达自己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宦官的憎恶，先后写了许多诗。其中，人所熟知的《卖炭翁》，写的是一个贫苦老人，为解决衣食问题，到终南山去伐木烧炭。他“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好不容易将一车辛辛苦苦烧好的木炭拉到长安城，却又在冻得发抖的情况下担心销路不好，还希望天气再冷些。忽然，几个“宫使”骑着高头大马横冲直撞地奔过来，一边叫嚷着“有皇帝的命令”，一边不由分说地把那车炭掠向了皇宫，只留下了两块对老人毫无用处的红绸子算是炭钱。

白居易被贬地方后，对下情了解得更多，更清楚。他除了对他们表示同情，还力图多为他们做一些实际的好事。

在江州任上，白居易鼓励当地百姓多种茶，种好茶。据说，著名的庐山云雾茶就是他当年倡导扩种的。他还在庐山香炉峰下辟园种茶，并写诗一首。诗曰：“长松树下小溪头，斑鹿胎中白布裘。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麋林鹤是交游。”

在忠州任上，白居易为了帮助当地百姓尽可能地早日脱贫，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进行“劝农”，号召群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二是改进税收办法，使富豪们多纳税，让贫苦人少负担；三是节省官府开支，能不办的事尽量不办，以免劳民伤财。此外，他看到当地有许多荒山秃岭，便倡导百姓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据史料，他当年亲自带领老百姓种了一片又一片的桃、杏，自己还特地作了一首《种桃杏》的诗。其中写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

在杭州任上，他除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境内孤儿、寡妇和无人赡养的老人的基本生活，还针对杭州存在的实际问题，兴修塘坝，浚治李泌开凿的六井，并主持兴筑了一条从钱塘门到武林门的长堤——白公堤，将西湖分隔为二。堤内是上湖（即今西湖），堤外为下湖，与郊外千顷农田相连。湖水拦蓄在上湖，周围30里，北筑石函，南建笕坝，平时可承蓄雨水山泉，天旱时则可放水灌田，从而解决了当地的水旱灾害。

在此期间，白居易也写了不少著名的诗。其中一首是：

我有大裘君未见，

宽广和暖如阳春。

此裘非缯亦非纩，

裁以法度絮以仁。

意思是：他有一个立法度、施仁政的宏伟规划，一旦实现，杭州百姓将会备感温暖。

白居易在杭州三年任满，被迁任为苏州刺史。当他离开杭州时，杭州百姓拦路相送。十分感动，遂又写了《别州民》一诗。诗日：

甘棠无一树，哪得泪潸然?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在苏州刺史任上，他每天一早就去衙门处理成堆的公文案牍，直到黄昏才回家。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员们每10天休息1天，而他却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在那儿，他采取的惠民政策主要是简化政事、提高工效、平均赋税和工役。当然，由于他历来重视种树，也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至于他本人，亲手栽种最多的则是梅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