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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道一向严于律己，处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

在他担任地方官时，有一年夏天他带着属下外出视察，由于天气炎热又长途跋涉，不禁饥渴难忍。这时，正好路过一片大枣林。其随从们见树上挂满了又酸又甜的大枣，无不馋涎欲滴。其中，有两个人还不约而同地伸手摘了一些，送给了查道。查道见枣已摘下，但枣树的主人却不在场，不由得皱起眉来。最后，他只好按照市场上的价格，“挂钱于树而去”。

在严于律己的同时，查道对当时许多官吏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非常愤恨。他曾专门上疏皇帝，揭露了地方上的诸多丑恶现象，并建议：朝廷派出的转运使和副使，不应当只限于审查钱谷之类，还应该负责起对郡县官吏的考察。他说：若不这么做，就不能惩恶劝善，朝廷在每个转运使回朝复命时，应先令其陈述他们奏黜贪猥者多少人，举荐贤能者多少人。朝廷再根据他们的政绩，及时给予赏罚。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认为言之有理，当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形成了一项制度，从而成为官吏考察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

在查道担任果州（今四川南充）知州期间，以王小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已被镇压下去，但仍有200多人在果州一带依险筑栅，进行顽抗，皇帝下诏招之不下，地方官都建议用武力消灭他们。查道不同意这么做。他认为：这200多人是怕招安之后，再治他们的罪，所以才迟迟不肯走出山林。还说：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被连累的人。如果发兵围剿，必然残害生灵，决非上策。

基于此，查道穿上便服，骑上一匹马，带着几位仆从，不拿任何兵器，穿过近百里的密林沟壑，一直奔向那200人的住所。当对方发现他们时，还以为他们前来偷袭，一个个张弓搭箭，对准查道待射。查道不慌不忙，缓缓下马，向众人说明他的来意。这时，有人认出了他，对同伴们说：“他是郡守。听说他是一位仁爱之人，可能不会害我们。”接着，劝同伴放下了武器，恭听他的劝说。

查道向他们讲明道理之后，又表示既往不咎，从而将那200多人带出了丛林。随后，查道果然将他们“悉给券归农”，使他们避免了杀身之祸。

天禧元年（1017年），身为朝廷要员的查道患了耳聋症。他觉得难以应付皇帝的提问，便多次上表请求调出朝廷。随后，他被任命为虢州（今河南灵宝）知州。一到任，他见该州正闹蝗灾，饥民哀鸿遍野，不等上报朝廷，就决定拿出官仓粮食赈济灾民。接着，又发给灾民4000斛小麦作种子，鼓励他们生产自救。由于赈灾及时，措施有力，致使一万多人死里逃生。

查道病逝于虢州知州任上。死后，百姓们如丧考妣，纷纷为他送葬。朝廷闻讯，也派专人前去参加他的葬礼，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唐介

唐介（?～1071年），字子方，江陵（今江苏南京市）人。他年轻时，曾做过沅江县知县、岳州知州、任丘知州和德州通判；进人中年后，开始在中央政府任职，先后担任过谏官、御史、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府和参知政事。由于他清正廉明，刚正不阿，被时人誉为“真学士”。

一、为民申冤

唐介始任沅江知县时，有一天，衙门外突然有人击鼓喊冤。唐介升堂问案，方知此人为县民龙氏之子。此前，龙氏因与他人发生田产纠纷，曾上诉到县衙。可气的是，前任知县昏庸无为，未辨明事实，便将龙氏定为诬告，加以罪徒至死。其子不服，屡屡到县衙鸣冤，但始终没能昭雪；而今一听新县令上任，遂又含恨而来。唐介弄清原委后，立即决定重审此案。于是，他亲自深人民间，多方查核事实；还去郊外田野，照田契进行实地丈量。接着，将有争议的田产进行了合理分割，为死者正了名，并命人对他进行了厚葬。其结果，不仅使争议双方心悦诚服，左邻右舍也无不拍手称快。

唐介就任岳州知州之初，当地有位姓李的人家，虽有家产万贯，却并未为富不仁。一些州县官吏因为患了“红眼病”，经常找些借口前去他家敲诈勒索。后来，为达到全部侵占其资产的目的，竟诬陷他每年都杀家奴以祭鬼神，将其全家老少100多人悉捕入狱，并施以种种酷刑逼供。然而，捏造毕竟是假的，因缺乏证据而使此案久拖不决。唐介到任后，上司鉴于他“以其治有能名”，便将此案移交于他。为此，他一连几天几夜审阅案宗，传讯证人，严加考究，迅速查明这是一桩不法之吏制造的特大冤案。于是，马上予以平反昭雪，并准备严惩有关污吏。然而，唐介的前任却反咬一口，指责唐介徇情枉法，并上诉到朝廷。宋仁宗赵祯见案情复杂，遂命殿中侍御史方偕去岳州复审。亏得方偕一一核验后，维持了唐介的判决，从而使李氏一家获得赦免，并使那群鱼肉百姓的不法之徒全都被绳之以法。

二、勇斗强暴

唐介在任岳州知州期间，岳州有一塘水，夏秋季节常常造成水灾，淹没附近几个村庄的农田，致使百姓难以维持生计。但该塘为大宦官杨怀敏所侵有，百姓无可奈何。更可恶的是，杨怀敏为了霸占更多的土地，除了恣任塘水横流，还妄图将受害的11村百姓赶出家园，以其地储蓄洪水。由于杨怀敏势高权大，历来都是“州县畏其势”，“不敢言”。唐介却挺身而出，亲自同杨家交涉。当交涉不果，又毅然“调集丁夫起筑堤堰，横亘十余里”，以“阻障洪水横溢之道”，从而确保了周围村民的利益。其间，杨怀敏虽然十分恼火，但碍于唐介誉满朝野，又怕众怒难犯，也只好听之任之。

当唐介担任德州通判时，德州一带正遭受严重的水灾。时任河北转运使的崔峄利欲熏心，竟想趁此机会，将库存的粮食、布匹以大大超过市场的价格贷给灾民，以便从中牟取暴利，中饱私囊。唐介得知后，立即上书安抚司，明确指出：“今河北连年水灾，民不聊生，转运使崔峄非但不恤抚黎民，反而趁机牟利，应严加禁止。”崔峄闻讯大怒，一面编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一面给唐介施加压力。最后终因唐介力争不屈，致使崔峄的罪恶计划落了空，使灾区百姓避免了一次雪上加霜的剥削。

三、犯颜直谏

唐介所生活的北宋时期，尽管实行了“田制不立”的国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兼并，但政府仍控制不少官有土地，出租给农民，征收赋税，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但一些皇亲国戚，却依仗自己特殊的身份和权势，千方百计地以低价收买官地。对此，仁宗皇帝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时为御史的唐介得知后，立即上书仁宗，建议他立即刹住这股歪风。他说：皇亲国戚若勋高绩显，则应赐给其土地，何买之有?若对国对民本无勋劳，反以低价买官地供个人享乐，则为损国之举。宋仁宗看罢奏章，虽然心里不高兴，却觉得条条在理，也只好采纳了他的建议。

不久，内侍们为供仁宗享乐，在启圣院制造了一种“龙凤车”，饰以金玉，蒙以绢帛，华丽无比。唐介认为：此属毫无实用价值的挥霍浪费。不管仁宗高兴不高兴，又奏请他立即罢止。

此后，唐介又鉴于同僚张尧佐在极短的时间内连升数级，身兼数任，认定这是宰相文彦博结党营私所致，便上疏弹劾文彦博，揭露他在过去当益州（今四川成都市）知州时以奇锦交结宫掖，通过拉关系、走后门，才步步登上高位；他而今拉拢、袒护张尧佐，是为了“益固自结”，坚请仁宗罢免文彦博的宰相之职。仁宗大怒，随手将他的奏折一扔，声称要把他轰出朝廷，贬谪边远地区。他却毫无畏惧，仍慨然道：“世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接着又当面质问文彦博：“有是事乎?”仁宗更加气愤，遂令枢密副使梁适把他赶下殿去。而“介立殿不去，犹争益切”，致使仁宗瞠目结舌，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唐介果然被气急败坏的宋仁宗贬到了岭南的英州（今广东英德）。但其刚正之气耸天下，赢得了更多正直之士的敬仰和拥戴。所以，仁宗死后，继位的英宗赵曙很快提拔他为龙图阁直学士兼知太原府。英宗死后，继位的神宗赵顼又晋升他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唐介病逝于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病重期间，神宗还派御医为他诊治，并亲自到他府上去慰问。死后，准他葬于金陵府。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宋代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县南旧夏县）涑水乡人。

据说，司马光6岁时开始读书，学习非常刻苦。稍大一些时，晚上睡觉竟以圆木为枕，称为“警忱”，只要木枕一滚动，他就能从熟睡中醒来，接着起床苦读。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还能举一反三，所以少年时代便名扬乡里。流传至今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也说明了他当时的有关情况。

司马光15岁时，由于他的父亲司马池任兵部侍中，官居四品，而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可以补官，所以他也恩补人仕，被授予将作监主簿。但是，他刻苦读书的习性有增无减。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此后，他被朝廷先后任命为礼部判官、华州判官、苏州判官，随后又任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职。治平四年（1067年），升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从此官职不断升迁，一直升至相位。

一、怀民以仁

司马光为政，同情百姓疾苦，主张“怀民以仁”。他认为：只有“利百姓”，才能“安国家”。所以，在他担任地方小吏时，除勤勤恳恳地完成本职工作，还经常深入民间，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调至中央部门后，司马光依旧关心下情，经常为民请命。

治平三年（1066年），陕西一带发生严重旱灾，但朝廷却没给予应有的重视，还决定从那儿抽壮丁组成义勇军，并让百姓分摊费用。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的司马光十分气愤，一连上了6道折子进行劝阻。其中，他对农民的疾苦绘述得极其详尽，还指出历史上官逼民反的现象，一再强调此举是“欺蔽上天，诬罔海内”。当他发现宰相韩琦竟支持这一决定，又持札子赶到中书省同韩琦辩论。两人唇枪舌剑，进行了一场轰动朝廷的激战。

司马光为相不久，许州（今河南许昌）一带又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饥殍遍野。司马光闻报，立即奏请皇帝发钱粮赈饥。并亲自草拟赈灾文书，令各州县立即开仓放粮。他还明文规定：各级地方官员，只要恪尽职守，赈灾有功，受到百姓的拥戴，都将受到表彰、赏赐；而玩忽职守，贪污受贿，弄虚作假，一律受到制裁；对那些因失职而饿死人者，还将严惩不贷。发文之后，司马光仍不放心，又特派专人赶赴现场视察灾情，监督救灾措施的具体实施。结果，由于政策到位，措施得当，受灾百姓及时得到了救济，没有饿死一个人，也没有外出逃难者。大家齐心协力，开展生产自救，很快度过了困难时期。

二、荐贤任能

司马光非常赞赏唐太宗李世民的那句话：“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为利于朝廷得到更多、更好的人才，他针对当时在用人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不少好的见解和主张。如建立健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科举制，设十科举士；改进延访、荐举和按察制度；破除循资历、重门第的陈腐观念等等。熙宁元年（1068年），他又向皇帝提出了选拔和提升对象必备的三个条件：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体”。显然，前两条指的是“德”，后一条说的是“才”。“德”、“才”相比，以“德”为先。根据这一标准，司马光力于荐才，起用了许多清正廉洁之士。据史载，他晚年时曾将他一生中所荐之人汇编成册。后人一一加以考论，结果是“失之者不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