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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人的处世能力（第1页）

第一章中国人的处世能力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在许许多多的电影、报纸杂志或与他们的直接接触中，他们留给我们格式各样的印象：有的勤奋，有的务实，有的却软弱，委曲求全。但是带给我们关于中国人认识的最早的老师，却正是我们的仆人。他们教给我们的课我们总是令我们难以忘怀。这一点，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柔顺固执的本能

随着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面更广泛一些之后，不断发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仆人这个狭窄范围交往时不知不觉得出的结论，被后来的广泛的了解惊人地证实了，周围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整个民族的缩影，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都充分体现着这个民族特色的某一部分，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中华民族的写照。我们在这里将要谈及的中国人的一个特定气质，用“柔顺固执”这个措词是最为恰当的，“柔顺”与“固执”在中国人的身上找到了最完美的结合点，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性。

厨师在外国人家中所雇的所有仆人中，扮演着左右全家安宁的重要角色。当他的男主人告诉他，要如何如何地干某事，什么事又不能做时，他简直就是服从的化身，言听计从。对家里的规矩他都会诚恳地表示赞同，没有异议，即使不能说已经赢得信任，却至少也给人留下了不少好感。比如说某次主任特别警告他说，前任厨师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习惯——面还没发好就做成面包放进烘箱去烤，主人对这件小事深感不满，而前任厨师正是因为这件小事上与主人闹翻的。知识我们的后任厨师对此的反应令人愉快，宾表示说不管自己可能有多少其他的缺点，犟头倔脑、做是马虎却不是他的脾气。你若是告诉他说，狗，闲杂人等吸烟都不准在厨房，他对此作出的回答是，他讨厌狗，自己也不会抽烟；他自己怎么说也可算个生人，在这个陌生城市中没有几个朋友，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游手好闲的人，大可请主人放心。经过这番细细叮嘱之后，他便开始上任了。

没过多久，主人就发现他在发不好面这一点上，与前一个厨师简直是如出一辙，每天还有数不清的人进出厨房，其中的许多人还带着狗，家里永远弥漫着浓重的烟味，令人窒息。厨师因此坦率地承认烤面包的活确实没有发挥出他的最佳水平，但原因肯定不是没有揉好，他是很会揉面的。厨房里看到的陌生人，必然是那个厨师的“哥儿们”，可是他们都没有狗，而且他们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第二天又看见他们。没有仆人会抽烟，烟味是从隔墙那家吹过来的，正好那家的仆人个个都是大烟鬼。我们这个厨师简直就是讲道理的化身，他认真的表情，坦诚的话语让我们觉得没什么需要改变的，而他也更本就不知道如何去改变。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个仆人的身上。叫他去割草，主任明明给了他一把外国镰刀，锋利而锃亮，他带着满意的笑容接过这把镰刀，称赞它的质量。但就在当天，还是看到他用一把在几英寸长的旧铁片上装着短柄的中国式割草刀费力地割草。他似乎在说：“还是旧的好”。

同样，给洗衣工一台外国洗衣机，不伤衣物且省时省力省肥皂。又给他一台获得专利的烘干机，省力而不伤纤维。结果是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成了“毫无用途的废物”，洗衣工还是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洗衣服、搓衣服、拧衣服，直至衣服破烂。要对我们勤劳的洗衣工实行这种改革，就必须以时时叮咛、步步嘱托为代价，而这代价的付出仅仅是因为他不习惯接受更好的替代物。

你若是叫园丁用砖坯修一道残破的墙壁，砖坯都是现成的，但他还是认为用些小树枝埋进墙头一英尺深做顶盖为好，于是就如此一番地实施了。如果质问他，他会向你解释他的办法的优越性。有时我们雇一个邮差送一封重要邮件去一个路程的较远的地方，可能要花上几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晚上给他邮件，让他第二天一早出发。可是第二天下午，有人却看到他出现在附近一条胡同里，问其缘故，却是因为他需要休息一天时间洗洗他的脏袜子！按天数雇来的马车夫也会给你同样的感受，告诉他按某条特定的路线走，他会同其他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一样，完全按照不同的路在走，因为他从过路的陌生人那儿听说那条路不好走。

厨师、割草工、园丁、邮差、马车夫——全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只相信他们自己。他们用自己的思维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在他们眼中，自己坚持的都是对的，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哪怕已经迂腐不堪，也要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于是，“改变”成了他们眼中忌讳的字眼，维持原样才是最好的。

凡是有外国诊所或医院的地方，都会看到许多层出不穷的事例，来说明我们的主题。许多病人在经过医生仔细检查，开好处方之后拿到了规定剂量的药品，医生再三地嘱咐告诫他服药的方法和时间，千万不能出错。为了以防万一，他又回来一二次问问清楚，可回家之后还是要一次服下两天的药，因为他认为服药剂量决定了痊愈程度，吃的越多应该回好的更快。还有一再警告他们不能轻易揭开外敷药膏，他们还是禁不住要马上揭开来看看，因为病人总是猜测伤疤可能已经长好，没必要等那么长的时间。

还有一件事情令人很不愉快，但观察一下可以丰富我们的例证：在一家诊所里，坐着一个白发飘飘，正襟危坐的老医生，而他的对面则坐着一个满面红光，血气方刚的年轻医生，病人会毫不忧郁地选择老者为他们看病，而绝不会走向那个年轻的。尽管他们被好心人告知，那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可能一个字也不识，仅仅是一个乡下的赤脚医生，而那位年轻的医生却是来自某著名高校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年纪轻轻就已有不少建树，简历上点缀着闪耀的医学头衔。然而，病人仍然是义无返顾地请老医生为其看病。他这样选择的原因也许只是在于他对老医生的第一印象上面。而为了这个第一印象，他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他们就是这样不知变通，尽管他们可能知道变通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但他们内心还是对改变固有的习惯极不情愿的。古人也曾经教导过，可是总是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临事之智》中云：“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得患济事者是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智者便是能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之人。

说到现在，我们也讲了不少与外国人的固执有关的例子，这些事实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与我们的实际利益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但是，我们越是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越是调查足以表明中国人真实素质的人际关系，我们越是可以看到，那句中国成语“表里不一”是多么富有表现力，它所描绘的情景，在我们所谈及的例子中真是毫无例外。中国仆人对中国主人是顺从听话的，一如他们对外国主人，但与此同时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不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始终坚持自己做事的方式和原则，不论它们是否起作用。

中国的主人也就从来都不能指望他的命令会如同他所要求的得到照办。外国雇主要求雇员唯命是从，假若他们没有照做，他就会对这些雇员常常抱有敌意。我的一位朋友就有许多仆人——既极端忠诚又极端顽固——于是他们既不可缺少又令人生厌。我的这位朋友在谈到一位特别的“男仆”时这样形容说，他面临一个矛盾的选择：究竟是杀了这个男仆，还是给他涨工钱！这个看似充满矛盾的话却此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个主人所处的两难境地。中国主人与外国主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命令会被这样或那样地忽视，对于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会事先想好办法，以防不良结果的产生，就好比有人为了还债而存点钱，有人为了逃避风险去买保险，也好比是为了减少机械磨擦而预留一些空隙。

这种仆人无视主人命令，下级不服从上级的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中国各级官员的相互关系上，甚至包括最高的领导阶层。很多种原因都会促使人违反命令比如朋友情面，个人懈怠等等，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金钱的魔力。它在很大程度上能起到扭转局面的作用。

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手段

古时候有一位知县住的地方水很咸，他命令自己的仆人用水车去几公里外的河里打水。仆人完全没有这样做，他去了一个有甜水的村庄打水给这个官员，省却了三分之二的路程，还花费了更少的时间，可谓剩时又省力，各方面又都完全满意。即使这位知县确实得知他的命令没有被执行，但只要水是好的，他也就不回再说什么了，毕竟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好处，有何乐而不为呢？

在中国，“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耗子的，就是好猫”，成功才是最要紧的，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人害怕得罪别人，以及胆小怕事的天性，会阻止他们去报告发现的不服从行为，尽管可能有几百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但最终秘密还是秘密。一个典型的中国仆人，如果命令他把蓄水池里的水倒进另一个容器以备后用，却会发现他最终把水全倒进了井里！这样的做法，表面上是俯首听命了，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提到一个厦门的官员，此官员把一张皇榜剪成前后两半，然后把后半部分贴在前面，前半部分贴在后面，这样次序一颠倒，其他人就不容易读懂了。这种伎俩在涉外事务中十分普遍，中国官员很少想让外国人高兴的。

我们很容易看到规避政策与要求公正并不是一致的，而是互相抵触的。古代有位官员判处一个罪犯戴两个月沉重的木枷赎罪，只有在夜里睡觉时才能取下不戴。但只要在“最管用的地方”适当地花点钱，官员的命令就变成是如此地执行了：只有在这位官吏进出衙门的时候，这个罪犯才需要戴上木枷装装样子，其余的时间，他都得以摆脱这个沉重而讨厌的负担，舒舒服服地渡上两个月。官员难道不怕受贿赂的事情泄露，不会有什么人突然杀个回马枪，暗中抓到他不执行命令的证据吗？不会，官员本身也是中国人，知道判决一经宣布，就不会再有人把它当回事儿。他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已经在背地里做好了手脚，把刑期翻倍了。

在外国人眼中看来，上面这个实例反映了各部门官员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上级官员命令下级官员要注意采取某项措施，下级官员则必恭必敬地回答说已经按要求采取了这项措施，请放心。而在实际上，经常是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而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上级官员也不再过问追究。但是，如果某一个部门施加持续的压力，命令又紧急，那么，下级官员会把压力转移给再下一级的官员，然后再层层转移，伴随这责骂，直到这种压力全都耗尽。可惜，一切事情都还是老样子。这就是所谓“改良”，规模常常很大，声势也很不小，比如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下令限制鸦片的种植与销售，其结果却是众所周知。而“改良”运动的呼声也在一次又一次的“不执行”后损失殆尽。

某些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固执”的民族，而我们在这里却用“柔顺”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中国人的“顽固”，在他们看来，这个词无疑显得特别不恰当。然而，我们必须重复这样的信念：事实上中国人绝不是最固执的民族，甚至还远远不如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我们称他们为“柔顺”，不是因为他们不“固执”，而是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执拗”的性格中，还蕴涵着一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向来缺乏的屈从的能力。

中国人会不失风度地接受责备，这一点极好地说明中国人具有“柔顺”的天赋。这种天赋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中，是一门失传已久的艺术，或者确切一点地说，这种艺术从未被真正发掘过。中国人在你向他指出缺点时，会十分耐心、认真乃至真诚，甚至还高兴地一面赞同一面补充说：“是我的错，是我不好。”也许他还会万分地感谢你友善地对待他这个犯有错误的人，并十分坦诚地许诺，你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他一定会立刻、永远、彻底地改掉。这些好听的允诺，回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以谦虚著称的不可多得的民族，可它们会变成“镜花水月”，它们的分量仅仅在于使你从怒火中平静下来，本质上却是空虚的，一文不值的。你若是只看到这些许诺表面上的花花文章，而没有注意到它们能否被实现的话，他们的允诺也就达到的最终的目的。

在我看来，中国人就好比竹子，没有比这更妥帖的比喻了。竹子姿态是优雅的，到处都用得着，容易弯曲，中间是空的。西风一吹，它倒向东；东风一吹，它就偏向东；没有风吹，它就不倒。竹子是禾本科植物，一般的禾本科植物都是容易打结的，竹子却很难打结，尽管它容易弯曲，这又是竹子的不同之处了。

世上最柔顺的莫过于人的头发，可以适当地拉长，弯曲，但是一松手，它又缩了回去。仅凭本身的重量，它就可以向任何方向倒卧。不过，很多人头上长都有一种头发，它与一般的头发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固定的长法，而且总是朝着某一个固定的方向生长，一般很难改变，这种长法俗称“牛舐”。由于这片头发倔强地茂盛地生长着，因此不管其他头发还有多少，疏理时还得要依照它的方向。如果我们把居住的这个地球看作是一个脑袋，而各个民族是头发，那么，中国人就是那片令人尊敬，不屈不挠的“牛舐”，可以梳理、修剪，还可以剃掉，但将来长出来的头发依然还是老样子，一如以前的方向任风吹不倒的。

拐弯抹角的才能

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一直引以为荣的思维习惯之一，就是能直接思考事物的实质，而且一旦想到本质是什么，就心口如一地说出来。可是在一些正式的社交或外交场合，我们这个习惯就与这些场合显得格格不入，于是就需要对我们这个习惯做一些相应的改动。但是，直来直去的本性支配着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在这一点我们出奇的一致，尽管在各种特殊情况下有不少修正。然而，在与亚洲民族不长的接触时间中，我好奇地发现，他们的天性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事实上处在相反的两个极端。我们在日常的交流中，丝毫不看重那些冗余的尊称，而亚洲有不少语言里的尊称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比汉语更为详尽细致。我们从不强调去使用迂回曲折或换而言之的方法来表达完全简单明了的意思，我们选择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但中国人不这样，他们含蓄而委婉。比如，汉语中有不少说法都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的死亡，但其中找不到一个词语是粗鲁直白的。不管死者是皇帝还是奴隶，都要使用这些委婉语，只是在究竟用哪个委婉语上，有很大的讲究。光是形容皇帝的死就有好几种说法。在这里，我们只是就一般而论，不谈语言的准确性与特殊性。如果人人同意“直截了当”地表达，人人也都明白别人在这样做，那么，问题就不在于准确性，而是方法了。

一个外国人无需太多的亲身经历，就能体会到：仅仅听一个中国人讲的话，是很难深入的了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不管他的汉语口语讲得多么流利——甚至他也许能听懂并理解所有的短语，甚至还有能力把听到的句子一字不漏地写下来，他同样还是不能准确地体会说话人心里的意思。原因很简单，自然是说话人没有很明确地说出心中的意思，只是委婉地说了一些多少有点类似的事情，他希望对方能从中推测他的意思，而不是靠他自己的话全部说出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些外国人经常抱怨中国话难学的原因吧。

在对汉语有了完善的全面的了解之后，非凡的推理能力就成了能与中国人成功地打交道的一个必备条件，不管这个外国人在语言学习方面的能力有多强，他也会时常误入歧途，因为要想具备这种非凡的推理能力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对民族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外国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说明中国人生活中的这个普遍现象，我们回到我们最早接触的人——我们的仆人——看似不重要，却象征着全民族团体的人。

某一天上午，男仆带着一副没有表情的老面孔向我们请假，因为他的“阿姨”病了，因此他不得不请几天假去看望看望。从他面无表情的请求中，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个男仆的阿姨没有生病，或者说他根本没有什么阿姨，还可以认为他根本不打算去看她。而事实上可能是：这个男仆与厨师有了一些摩擦，两人互不相让，而厨师的威信又恰恰比他高一些，于是，这个男仆只好选择远走高飞，拐弯抹角地暗示了自己甘拜下风。

再比如说，一个人帮了你的忙，而当时你又不可能立刻付钱报答他，事后你再送礼深表谢意去，他会有礼貌地坚持不收。他会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收你的礼物，非君子所为，有损“五常”（仁、义、礼、智、信）。如果你坚持要送给他那就是错看了他，硬要他接受那你就贬低了他，他会对此表示十分的不满，结果对于你来说便是适得其反了。那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么一点钱远远不及他所期望获得的，“想要更多”。但也可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只是一种暗示，希望让你现在或将来尽你的能力，给他提供帮助，而不是眼前的利益，因此现在不能接受，他宁愿把这件事情暂且搁置一下，留待以后他自己有了好主意时再说。

说到交谈时，中国人是堪称谨慎了，在谈及自己利益时显得尤为突出，在谈及别人私事，尤其是可能会带来麻烦，会得罪人的话，就更加小心了。中国人虽然喜欢闲聊，但他们很会把握分寸，凭直觉就能分辨出哪些场合不宜说话过多。在关键的场合，尤其是有外国人在场，他们就会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真是该说的时候口若悬河，不该说的时候一言不发。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周围都会有不露声色的人给我们一些“指点”，有了这些指点，我们待人接物就会有很大的改观。但是，除非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是有益的，而且不需要冒什么风险，否则，他们沉默寡言的本能就会占上风，我们的这些朋友们会适时地选择保持高深莫测的沉默。

中国人很在乎别人的想法，这一点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观察一个中国人如何煞费苦心找到一个最佳方式来把坏消息暗示给别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每每遇见这种情况，本来应该平直无误地表达的话，却离题甚远。更加经常表达是间接的暗示，转弯抹角神秘兮兮地暗示这件事情不能言说，更不可告诉第3人。传信人一般紧张地环顾四周，仿佛和某某重要人物一样，他尽量声音压低到神秘耳语状态，还要用巴掌挡住以防隔墙有耳。他见收信者神色慌张，表情严肃会很有成就感的认为自己把紧张的气氛渲染的不错，于是他含混地开了个头，议论几句，表明事情很重要，但就在说到要紧之处时，却突然停下，始终不说出可供判断的谓语，然后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DOYOUUAND？（你明白了吗？）”在这整个过程中，那个可怜而又迷迷糊糊的外国人被搞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一点也不奇怪，脑中早已被吓他得是一片空白，这时，你的这位“报信人”（这个叫法不对，他什么信都没报）又像刚开始那样，把你带到黑暗之中，信心十足地暗示说你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他是对的！

中国人与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希望把坏消息尽可能长时间地隐瞒起来，并且加以伪装而不让当事人知道。但是，中国人采用的看似“好心的形式”需要太多的虚幻，在我们看来都只是无用功罢了，徒劳而无益。我们认识一位慈祥的祖母，一次拜访中看到她的两位朋友在低声耳语，他们是特地来通知她关于她那位离家在外的孙子的死讯的。但他们俩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他，却反复向她强调，他们只不过在聊天，没什么事，尽管这个噩耗在半个小时之后还是被老太太知道了。我们还了解到一个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途中经过一个村庄，村上正在上演当地一出很有名的戏，有朋友就劝他在到家之前不要看戏，于是，他从中猜想他母亲死了，而事实上他的猜测是对的。我们曾经替人转送过一封信，是给一个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内容大致是：在他外出期间，他老婆突然死了，希望他回家处理后事。可是邻居发现没有人看管他的家，就把他家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这个可怜的人最后一无所有。不过，我们发现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这样几个极不相衬的大字：“平安家信”。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还表现在对数字的弃之不用上。在中国的古代，一本书的五卷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不变顺序作为书本的标志。《康熙字典》的四十多卷，不是按照我们所料想以能表示内容的部首排列，而是按照十二天干的顺序来排列的。考试时，考生所在的一个个小密室，则是用《千字文》中上千个字来作标记的，但这些字中没有重复的。中国人舍弃简单的数字不用，而以复杂的方块字来代替数数，也是本文主题很好的体现。

关于这个题目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家人与外人对已婚妇女的称呼。在中国，已婚妇女实际是没有名字的，只有两个姓，她丈夫的姓和她娘家的姓。人们习惯称呼“某某他妈”。于是，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会告诉你“大柱他妈”的病情。也许你从未听说过谁家里有“大柱”，但他坚持认为你一定知道。然而，如果没有生孩子的话，事情就会尴尬麻烦得多了。这个妇女或许可能被称为“小黑他婶”，或者其他拐弯抹角的称呼。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随口称她们的丈夫为“外面的”，意思是指那个管家外之事的人，同时她们的丈夫则回称呼她们为“屋里人”意思也就是掌管内部的家务事；但年轻的已婚妇女如果还没有孩子，不能使用一些相关的词语，在称呼自己丈夫时都会不免有些困窘，有时称丈夫为“先生”。有一次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妇女被逼无奈，只能用职业来代替自己的丈夫——“油磨坊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