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第一章 中国人的处世能力（第2页）

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将军，在开赴战场的途中向沼泽地里的一些青蛙鞠躬，他的举动在于是他的部下明白：这些爬虫的勇气可嘉，是令人敬仰的。对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来说，这位将军对部队所要求的则是：极强的推理能力。但是，对于那些经常与中国人大交道的外国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推理能力与此相比，相对要大得多。

某一年临近春节（每年一度的还债季节）的时候，我的一位熟人遇见我之后，做了一些看来意味深长的手势。他用手指指指天，指指地，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然后却一言不发。我看着他楞了半天，最后只好惭愧地说不懂他的意思，但这种不理解当然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别人应当不难从他的手势中看出他想向我借点钱，还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四个动作无非是在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多么绝妙的想法！在这个社会里，“吃喝嫖赌”这个词语是指四种最常见的恶习，如今还得加上吸鸦片，人们说话时有时会伸出一个手掌——“五毒俱全”，意思是指他沾染了所有的那些恶习。

在中国有诸多繁杂的礼仪规定，稍不留神就很容易冒犯了他人，这是中国人拐弯抹角的又一例证。不过，这些拐弯抹角的方法在我们看来是极为荒谬的。比如信纸的折法，稍有不慎，没有按照正确的折法折，就会被当做故意冒犯。有的汉字要比其他汉字高一格，应该写在顶上，但是如果忽略提格这一点，所造成的不敬会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甚至超过在英语中没有用大写字母拼写人的姓名。在重要社交场合上，如果没有讲应该讲的话（个别不能讲话的场合例外），如同没有到合适地点迎接客人，或者没有按不同的客人送出相当距离一样，都是失礼的。中国的待人接物方面的礼节是极其复杂的，在许多简单动作中只要忽略了其中任何一方面的细节，都可能隐含着一丝侮辱，中国人会立刻察觉出来，但那个可怜而又无知的外国人，尽管可能每次地成为这种侮辱的牺牲品，却浑然不知自己从未得到什么特殊的礼遇！中国人愤怒时，也会恶语相向，污言秽语层出不穷。但那些具有文学天赋的人，会用文雅的暗语来快意地表达恶毒的咒骂，其中的真正含义则需要一定时间仔细琢磨才能明白，犹如一颗包着糖衣的苦药，吞下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正如汉语中短语“东西”原意为一件物品，可是用在骂人中却有相当贬低人的意味。但这个意思也可以拐弯抹角地表达，说一个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一样东西”。

我们暂且不谈文化人，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能故意压低声音当场虚构出牵强的借口，让人难辩真伪，这种非凡的创造力会使人目瞪口呆的。也只有外国人才会把当场捏造借口当回事，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即兴创作只是作为一种保全面子的适当方法，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同时就算是最认真的外国人也会不强求自己有能力上天、下海、入地，对之穷追不舍。对他们来说，能够简单明了地弄清真相也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没有什么值得去改变。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算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就连最无知的中国人也知道如何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把自己的无知当做挡箭牌，自如的运用，充分保证自己能够脱身而逃。他“不明白”，他“不知道”，这两句话如同上帝之爱，帮助他掩盖了许多罪孽。

回到我们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可以比每天发行的《京报》展示更多的充分的例证了。有一种习惯，仿佛是一种本能，用一句成语来说就是“指鹿为马”，而且更厉害，更广泛。它的产生和发展都在中国，“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这一点没有比透过《京报》这个精彩的镜头看得更真切的了。尽管它只是个半透明的镜头，清晰度不够，但透过它射入的关于中国政府实质的光线，要超过其他所有窗口的总和。对任何事情中国人总是有所隐瞒，不讲真情而讲其他，不讲实质而讲表面，不讲本而讲标。如果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话，那么，从中国人的言语去揣摩他的真实意思，便是最需要技巧的事情。中国官方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最完美的例证，其中矫揉造作和拘泥形式这两点，都是无出其右的。《京报》的“头条新闻”栏目中充斥着年迈官员满身病痛的描写，表达他们渴望从官位上退下来的意图，而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他的迫切请求遭到拒绝，反而要求他回到岗位上，又是什么意思？那份煞有介事的长篇奏折真正暗示的是什么？一位被指控犯有重罪的高官被确认——如同每一份奏折上印着——无罪，而是犯了其他不那么严重的错，这难道意味着奏折的作者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还是那位高官真的干了那些事情？这又有谁能解释得清楚？

我们要想了解什么事情就必须真实的接触它，走进它，触摸它，感受它的呼吸，它的脉搏。正如有些人坚决奉劝我们一样，在阅读每一份报告时，都应当去逼近文件背后隐藏着的真实情况，以便更多地了解中国，用了解到的事实说话，这要胜过去阅读所有关于这个国家的已经写下的著作。但是，假若将来任何一个“蛮夷”对中国人的理解达到了我刚才提示的程度，我们就只能听其言猜其意，好像他真的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难道我们那时就没有理由去担心自己会不会不知所措？

“知足”弥合“不能”

在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业已看到，中国人忍受病痛的能力极强，而且远非一般人所想象的，这种能力被恰当地称为一种心理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很难理解这种能力的。无论是面对悲观绝望的境地，还是白费心机的徒劳，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失望，也不会表现出失望，或者说，他们其实是在作不抱希望的挣扎，甚至经常还是反对抱有希望的奋斗，他们把自己埋入荒芜的沼泽地中，却还在奋力呼喊。我们没有在中国人身上发现躁动不安的情绪，因为这只是其他大多数民族的特点，这个特点在19世纪末表现得尤为突出，但不会体现在中国人这个庞大的民族上。这个民主也从不抱有任何计划，即使有些计划看来能把他们带到“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时代”，但是他们毫不在乎也不去相信会有这样的时代等着他们。他们依然在自己的社会里过着平静而坚忍的生活。

但是，“忍耐”和“坚忍”这两个词并不能完全涵盖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美德。

一种在遭遇极大的不幸的同时还能保持的心境平和，宁静如水，这种似永恒般的好心情我们称之为“常乐”。这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美德，我们在以后的叙述中也许还会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解释清楚这些特点。

在中国，“知足”这一个词是常常与“常乐”并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满足到了不想改善的程度。中国人所谓的知足，在他们所奉守的保守主义中已经是体现的非常明显，而当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兀了。他们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这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特点，他们以几千年亘古不变的方式去生活、生产，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去质疑周围的世界，不去打听其他民族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不用去怀疑。虽然也有几个别例外的，但在这里我们所谈及的是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称之为“保守”，而在这方面，中国人与其他许多不发达的民族一样典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在全体民众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自古传承，在外界和自身的双重压力下他们压制着任何对命运安排的不满行为。他们可能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自愚地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点的人，不可能去作什么努力来推翻现有的秩序，因为他们自身就承受了太重的压力，压得他们台不起头来。当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在思想和行动上堪称是真正的领导者。但是，他们的知识阶层却牢牢记住：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来说，目前的制度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以命令的口吻暗示着他们：对现行制度进行具体而实际的改良，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是要杀头的。这种经历缓慢地培育了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不愿轻易改变的顽固思想。

于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也造就了今天中国，老百姓们安守于自己的贫穷与无知，正如孔子所说：“既来之，则安之”。他们以这种千年不变的心态繁衍生息。在历史的潮流中斡旋。

“神能”与“人能”

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虽然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但实际这已经体现的十分明显，从秦始竽开始使用的“传国玺”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在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书籍中，很多都记载了这个观念在这个民族中的根深蒂固。

“天命”究竟为何物？真正主宰着天下分合的又是什么？在“四书五经”之中，就有不少地方谈到了“天命”说。人们也经常谈论“天意”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是上天事先安排好了的，非人力所能改变。这种说法同我们的上帝论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却有本质的差别：对我们来说，“上帝”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存在，他的关爱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有明确的关系，世间的生灵都在他的考虑和安排之中，他的关爱广博而深远；而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关于“天”的概念，是一种非人的集合，并且完全模糊，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念，无论如何表达，它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命运，就是宿命。“命好”与“命不好”，这些词语对中国人来说，与我们的儿童故事书中“好精灵’与“坏精灵”意思差不多，他们深深地信奉这些观点，并把一切事件的结果都归结到这两个词上面。凭借那些所谓的神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什么困难可以化解。

如果我们看看彩色的中国历史地图，在前面历朝历代的总图中所看到的都是不止一种颜色，要到清朝时，才能找到那一种颜色的秋海棠叶形状。千百年来，各王朝疆域时有变化，至此中国辽阔的疆域基本形成了。

但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事实来看这套地图的话，那就绝不会只看到简单的色块和杂乱无章的变化，而是兴旺与衰落的交替，建设与毁灭的变换，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梦想与现实的汇合；数千年的干戈与玉帛，数十对仇敌与兄弟，无数次失败与胜利；多少回扩张和收缩，多少次联合和决裂；终于铸成了这同一颜色的神圣图形。

赞扬开疆拓土的圣君贤臣、良将勇士，斥责丧地辱国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讴歌统一，颂扬爱国，应该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但复杂的历史却不仅是好人与坏人、是与非的简单组合，也不仅仅是“虽然．．．但是．．．”的机械模式所能评价。

人们往往喜欢对历史的进程回过头来作种种假设：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要是明朝政府没有放弃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亚各国归入版图的要求，要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没有丧失那么多的领土……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其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在他们看来，客观条件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希腊历史上有句古话：“历史用实例教人道理”。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就是他们的老师，因此他们从中学到的课程全都带有保守的特点。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只靠了解自己的历史来接受教育的，这如同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以前亲身经历的事，不能号称什么都懂一样，因为历史只代表过去，而现在、将来都还是未知数。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知识有致命的缺憾。我们所说的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如文艺复兴、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美洲大陆的发现、现代科学的诞生等等，这些中国人一无所知。在这个地球的另一个地方，由于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超过以往，人权的概念，解放的思想也慢慢地形成，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有着那么多人口的民族却完全不为所动。

对于活在历史观念的人们来说，改善目前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课题。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大原理，教导我们如何帮助一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但对这些人来说这些原理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还不如我们十字军时代的祖先。就算是有了了解，他们也不会关心。民族进步的第一动力，来自于亲眼目睹别人的优越条件。有了对比，才会激发内心的超越感。而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或听说过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还有别的地方存在着更好的条件，因为他们对别的国家一无所知。另外，本来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可以更多地去了解探究，然而保守主义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他们迈不出那一步。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很难会有什么事情真正有利于人民大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又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干任何事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努力也只会是徒劳而已，又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其他势力有效地控制了。因此，从整个社会立场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进步的对立面，知足这个思想的存在只会阻碍着进步。

美国人却是绝对没有中国人这种依恋故土的情绪的。以前的北美，只有一些到处漂泊的不定居部落，他们从未想过利用土壤的天然地力。严格说来，北美还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大陆，一平等待人去居住的荒野。于是，一批批披荆斩棘的拓荒者涌入这块肥沃的土地，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欧洲人，在这里无亲无故，而且往往一文不名。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受雇于人，很少有人能够离开大洋沿岸的大工业地带到内地去开发。没有资本和贷款，岂能开垦荒地；而欲到森林里去冒险，又必须事先锻炼身体，使其适应新环境中的凛冽气候。因此，长期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遥远的荒凉地区创业的，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

最初，是欧洲人放弃自己的茅屋，来到大西洋彼岸定居。而现在，是在同一岸边出生的美国人，深入到美国中部的荒野。这种两次性移民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即最初由欧洲的基地开始，陆续来到大洋彼岸；随后再由大洋沿岸开进新大陆的中部荒野。千千万万的人，同时开向地平线上的同一点。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习俗，都不一样；但他们的目标，却是相同的。有人对他们说，到西部可以发财致富；于是，他们便听信这句话，匆匆忙忙奔向西部。

大概，除了罗马帝国崩溃时期发生的那次大迁徙以外，没有一次大迁徙可与人类的这次不断迁徙相比。当时也象今天一样，人们成群结队地向同一地点进发，并乱哄哄地在同一地方相遇，但上帝为人们所做的安排，却今昔大有不同了。当时，每个新来的人到达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毁灭和死亡；而现今，每个新来的人却随身带来了繁荣和生命的种子。

在美国人的眼里，根本就不存在“知足”这个概念，世界每天都是崭新的，每天都有新的工作，对自己的满足就是退步，只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民族才会有进步，这个道理对任何民族都是适用的，这种不屈不饶，无休止的奋斗精神是每个民族发展的灵魂。

而知足仿佛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如同鸟因要飞翔而有双翼，鱼因要游水而有双鳍，似乎成了即定的事实。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他们甚至生来就有无可比拟的耐性以及无与伦比的忍痛能力，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对病痛束手无策。中国人向来就是达观乐天，没有敏感的神经系统，却有像鸵鸟一样的消化能力。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其他许多我们没有完全讲述的原因，他们绝对不会白费力气用脑袋去撞石墙，因为石墙是不会让步的。对于大多数他们认为无能为力的事情，他们只是简单地去顺从，毫无怨言，毫不反抗。中国人有句老话说：治不了的病，只有硬挺。总之，中国人知道如何维持自己的生计，知道如何致富，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在任何境遇下都知道如何知足。

“常乐”对于中国人而言，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民族性格，与他们的知足密切相关。获得幸福的本身就令人喜出望外了，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总是回愿意尽可能地自得其乐，享受乐趣。过分挑剔并不是中国人的缺点，他们总是模范的客人，在哪儿吃饭都行，吃什么都香，从来不会刻意追求饭菜的好坏。即便是那些许许多多缺衣少食的人，也都心境平和，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中国人好交际的行为更是足以说明他们“常乐”的性格，这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郁郁独处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一个大众的享乐方法，那就是找人聊天，侃天说地，找老朋友还是找完全陌生的人，都无关紧要，他们都能从中寻找到自身的乐趣。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欣赏，无疑是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人的种种不幸遭际，给他们平静的生活带来了乐趣。

也许前面我们说了许多对中国仆人不满的话，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经常对生活中诸多的不便满不在乎，不仅不抱怨，而且显然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可抱怨的。甚至还经常地为众人做份外的事。

当仆人的中国人，把自己的生活归结为自己的命苦，就是前面所说的“命不好”，他们在苦命的生活中不仅要承担大量的劳作，还会经常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时还会成为他人笑柄和话柄。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有着不知疲倦的勤劳，但更值得我们惊叹的是，那些午夜之后还听得见他们在辛勤劳作的人，为省下微不足道的灯油钱，摸黑工作，却从来不叫苦。但他们却把起早摸黑，如此辛劳却视为家常便饭。他们中有些人的活是很累人的，比如纤夫、苦力、搬运工、人力车夫，不仅从没听见他们抱怨世间苦乐不均，人世不公，而且只要有机会休息，他们就欢天喜地地歇一会儿，带着满身的汗气倒在路边安静的睡一会，还特别爱吃他们的粗茶淡饭。那些具有洞察力的旅行者，会经常注意到中国劳工的这个很大众化的特点。“纤夫们也值得一提。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几乎所有身子灵巧的小伙子都愿意跳上江岸去拉纤，吃饭不超过一刻钟，从来都不发脾气。”、“我们的五个纤夫，手脚全贴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一寸一寸地拖着船。我不能不赞赏这些可怜的苦力的刚强和忍耐，拖两个月的船只赚两元钱，每天吃三顿糙米饭，再加上一点炒白菜，就靠这点营养，每天从黎明卖命到天黑。”

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经常推着沉重的车子，每走一趟就是几个月。这些艰难的旅途，需要每天早早地出发，一直走到很晚，翻山越岭，运送重物。一年季节不论天气好坏，他都是赤脚涉水，每到一个驿站，还得给主人准备食宿。其辛劳程度，实在是非我们所能想象，而所有这些艰辛劳作，只是为了极少的报酬，可他从无怨言，就这样默默干了几年，他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连他的主人都倍感惊讶。凡是有类似经历的读者，不都可以讲出同样真实的故事吗？

就算是在生病的时候，中国人的乐观天性表也能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们通常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是最为乐观的，或者无论如何也要表现出对自己对他人的乐观态度，用乐观一**，化解心中的苦闷与不快。即使是在身体极其虚弱而又痛苦之时，快乐的天性也没有背弃他们，他们总是能找到乐子使自己或是周围的人快乐起来。我们知道不少中国病人，他们身患各种疾病，还经常营养不良、贫困不堪、远离家乡，有时甚至还被亲戚冷待甚至抛弃，未来对于他们来说看不到一丝希望，但他们还能保持乐观镇定。他们的泰然自若，并不是对那些神经兮兮、缺乏耐心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指责，假如这两个民族处于同一种状况，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确会表现出自己的特性。

“忍耐”对抗“贫穷”之能

“忍耐”一词常常被中国人挂在口中，在受气受屈受辱之后，在尚无能力无精力反抗之时，然而大多数人把忍耐的含义理解的很狭隘。实际上“忍耐”一词，具有三种含义，这些含义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它是一种行为或者说是品质，长期等待不抱怨不生气长期等待，换种角度来说，就是一切随事态自身的发展不去理会；其次，它又是一种能力或行为，默默而镇定自若地忍受一切苦难；再次，它还可以说是一种坚忍。显而易见，此处提及的这些素质，对于具备这些素质的人们的生活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们对中国人的各项特点进行分别考察时，这个特点明显地成为了制约中国发展的锁链和桎梏。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和对时间意识的淡漠与这种忍耐的特点密切相关，尤其是“辛勤劳作”这个被公众看重的优点更能有效地体现中国人的这个极为强烈和普遍的特点，也可以称的上是一种民族性格。先前我们的偶然涉及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这一点，但这还不足以展现这种特性，我们已经铺好了一个大致的提纲，现在我们来完善它充实它，将它更为全面真实详尽地展示出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来突显，同在东方的创造出了东方奇迹的日本以及高度发达的美国已经国际重要的经济政治实体西欧等国家，他们的人民在这个方面是如何表现的呢？

首先有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事实，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很低的，中国人的工作与生活实际上都是在为生存而斗争，而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物质。在生产总量有限制的时候，就得拼命去获得物质，使出一切手法去维持生存的基础。客观上的贫穷和艰苦本身并不会让人变的勤劳。一个懒汉，即使再穷，他也不会去想办法，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因为他的本性是懒惰的，有句话说的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而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具有勤劳的天性，贫穷就像是导火线，可以引爆这种天性，如果这种天性在一开始是潜藏着的话；或者是催化剂，加速这种天性显示的力度，如果这种天性一开始是显露着的话。“把贫穷化为科学”这句话极为精辟的说明了这一点。贫穷也可以促使人民节俭，我们所见的节俭的中国人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样这种条件也能够磨练出忍耐。猎人和渔夫，不得不暗中行事和小心翼翼来谋生的条件，使得他们用同样的偷偷摸摸和谨慎小心又不厌其烦的耐心来等待他们所期待的时机，而不管他们所属的类型是“文明人”、“半文明人”，还是“野蛮人”。和这个例子道理一样多年来一直在不利的条件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中国人学会了把矛盾的积极与消极融为一体，即积极的勤劳和消极的忍耐。

已故的格兰特将军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人在他环球旅行即将结束之际问他：在旅行中所看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一个中国小贩凭着自己的精明赶走了一个犹太人。这番话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犹太人的素质与能力是谁都知道的，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素质使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而与之相比中国人却占了这个星球总人口的25%，一个相当大的比例。那个被中国人赶走的犹太人，应该在本质上与其他犹太人没有任何不同。但是就算是换个人，竞争结果恐怕还是这样，因为可以肯定，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本性是表现在每个生在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所以可以说那个胜利的中国人与其他中国人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的，即使这个尤太人碰到千万个中国人的其他的一个，还是一样会被无情地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