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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人的自制能力（第1页）

第八章中国人的自制能力

我们说“心智混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点，并不是想贬低中国这个民族的每个民众，中国这个民族足以和其他的民族相抗衡可以说明他们没有在智力上表现出整体的弱点，我们只是试图从几个方面说明中国的某些在心智上的不足。

如今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不象拉丁语系，汉语完全没有“性”和“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任何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没有可辨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有很多种词性，并且用的顺理成章。我们并不是说汉语不能表达我们的思想，或者说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实际上我们在交流的结果上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只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语法结构，会导致听话人的思维混乱和误解，而如果不通过反复的交流与纠正是无法弥补的。

心领神会的语言表达能力

同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一般来说很难弄清楚他究竟在说什么事情。他讲的话常常有好几个谓语，复杂地无序地混在一起，象空气一样悬在空中，无所依傍，不知主语是什么。在说话人心中，省略主格根本无所谓。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从没想到过省略主格这个重要的信息内容之后，听他讲话的人是无法用什么直觉来听明白的，因为每个人的思维都是如此的不同。但是中国人从出生开始就受到了这种特殊的教育与熏陶，使得他们练就了对付这种语法结构的好办法：猜测和揣摩。很多中国小孩在小学就有专门的考试题目，说出一个句子能表达几种意思，然后题目给出语境，让孩子猜测说话人真实的意思是哪一种。中国人从小的实践训练已经让他们的技术达到了如火纯青的地步。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可以很快地就顺利补上主语，而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便会犯糊涂了。中国人常常是在相同的举止和语调、情景下一下子就把主语自动的变成了他人，至于究竟是如何自然的过度则是一门值得探究的学问，这是一项完美的艺术。而这门艺术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运用地如同家常便饭一样平常。

在汉语中，主语往往是一个最含糊的部分，它在句中并没有什么地位，并不象拉丁文那样非它不可。文言文中省略主语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学生们都很明白，有一种题目专门考察对省略主语的句子的理解程度。如很有名的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很明显就省略了主语，其实这里的主语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白话文中也一样，鲁迅、朱自清等人的文章，读了能大大激发和锻炼人的想象和猜测的能力。中国人认为主语不出场，句子显得含蓄而充满美感，也容易让句子更有味道，更耐人寻味。可让读者细细咀嚼，体味弦外之音。

此外，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标记，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的动词从形式和发音上便能让人很清楚地知道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强烈的对比使得外国人在与中国人交谈时产生了与生俱来的混沌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如果想要保持一种表象，证明自己至少还在跟着说话人的这种混乱思路，最好的做法就是像问答式教学法那样不断地提问题，让说话人按照自己的思路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在哪里？”“什么时候？”“他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来又怎么样了？”对于这每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用困惑的乃至悲哀的眼神看着你，好像在怀疑你的耳朵或是头脑，然而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自己，他会再用更慢的语速告诉你，但仍然用的是刚才的表达方式与思路。

听一个没有受教育的中国人讲话困难，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讲话更困难，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比平常人多好几倍的时间。任何问题都使他惊讶，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心理准备。你需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进入回答问题的状态。当然，在他进入状态之前，他也要动一脑子以确认你是否要他进入状态。如同一台多年未用的机器，先要修理，修理完要检测，还要预热，接下来才能磕磕绊绊地工作。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问他一下简单的问题：“你多大年纪了？”他会茫然地注视着提问的人，回问：“我？”你回答说：“对，是你。”他内心一惊，振作起来，回答说：“多大年纪？”“是的，多大年纪？”他再一次调整焦点，问道：“我多大年纪？”“是的，”你说，“你多大年纪？”“五十八。”他终于明确无误地回答了问题。直到这时，你的受过折腾的心才正常运做起来。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表现心智的混乱。就是不区分事实本身与它的原因，或者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盐？”你问一个中国厨师。“我们从来不在面包里放盐的。”他这样回答。可能他认为他在这句里加进的“从来“两个字便是解释。“你们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冰，为什么冬天里不用点冰来冰东西？”“不，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在冬天是从来不拿冰来冰东西的。”听了这两个回答的人一定会将“能够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快乐的”这样的语句修改成“试图去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心智混乱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普通人无法将自己的想法正确地告诉他人。甲让乙告诉丙，甲还欠丙一吊钱。这是多么愚蠢的一种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没有人会提醒债主自己还欠了钱，唯一的原因是在传达时的失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器里，指望三个齿轮会吻合默契，不因为磨擦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的想法非常不着边际。即使是那些有相当聪明的人，也会感到在听到与复述一个想法时，不添油加醋、不减斤少两，是困难的，所以便出现了以讹传讹，一个人被刀划伤了到最后可能成了这个人自杀了。

外国人还可以发现一类让人头疼的事情，当他问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中国人的回答往往是“他就是这么做的。”“刚才叫你你为什么不来？”“不为什么。”他这样回答你。就是这样的含混的回答让外国人害怕问中国人问题，也不愿问，因为这样的答案从他们自己口中也能说出来。而且中国人还会加上那么几个专用来表达含混意思的词来修饰，使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愈演愈烈。“多少”表示疑问，“几个”表示肯定。比如，“你来这里多少天了？”你问道。“是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对方这样回答。让外国人哭笑不得。

当然汉语中歧义最大的词语当数人称代词“他、她、它”了。发音的一致使得听话人尤其是外国人从来分不清男女甚至是人和物。说话人有时候只是模糊地朝着他所评论的主语的方向一指，便开始了一连串的评论。而往往直到最后你才能从他的描述中发现他讲的不是人而是附近山上的猴子。更另外国人烦闷的是这个单音节的“ta”更经常地是指一个关系代词，或者指一个指示代词，或者指一个限定性的形容词。于是对一场殴斗，中国人可能会这样评论：“他有一根棍子，她也有一根棍子，他狠命打她，她也狠命打他，如果他打她打得像她打他那样狠，她就会杀了他，而不是他杀她了。”如果写在纸上，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一个人从口里直接表达时，听者只会觉得如同中国传统的绕口令，而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心智”与“揣摩”的艺术

同样的心智混乱也会导致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令人尴尬不已的行为，这些行为常常惹恼做事井井有条的西方学者。厨师总是把佐料差不多用个精光，而到做下一顿饭时，他就不得不少用一些必需的佐料。问他怎么回事，他会坦率地说没多的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要一点呢？”“我没有要。”这就是他自己感到满意的解释。你同某个人结一笔帐，很麻烦地打开保险箱，细心地算好付给他的零钱，然后坐下来聊了“老半天”乱七八糟的事，这时，他才淡淡地说：“我还有一笔帐没结呢。”“但刚才保险箱开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样就可以一次付清了。”“哦，我想这两笔帐是两回事。”同样的情况：一家诊所里的一位病人已经花了医生不少时间，回到候诊室，再推门进来。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却轻松而简洁地对医生说：“我还有一个病没看！”一个人麻烦营业给他拿了一个火腿，当营业员从仓库里出来时，他会告诉他他还要几块熏牛肉。同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这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习惯。虽然在这些情况下可能只会造成对方的恼怒，但如果发生在严肃的场合，则必然会损失交易的机会，或是提升加薪的机会，甚至被人解雇。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生命更重要了，因此延误治疗是最愚蠢的行为，然而中国人常常会犯这种毛病，原因是病人太忙，或者是看病得花钱。人们常常认为，忍受高烧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要比花上十个铜钱——约合一美分——买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便宜。因为忍受不会失去什么，而金钱是失去就要不回的了。我们无数次地看到，仅仅是为了省时间或是金钱，病情有时被拖到可能致命的地步，而一个人的生命是远远超过这些时间和金钱的了，这一点实际的中国人却看不到。

有一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医院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外出时染上了某种眼病，回家之后忍痛熬了两个多星期才去看病，在此期间他天天希望疼痛会止住，但结果却是一只眼睛烂了角膜完全失明。另外一名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脖子上一块严重的溃烂，但直到第十八天才向医生诉说他的腿疼得让他无法睡觉。检查发现，他腿上的溃烂其大其深已如一只茶杯！原来他是打算治好脖子之后，才说他的腿！

中国人生活中许许多多这样的现象，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力，但在智力上有缺陷——他们头脑糊涂。”

中国人说话往往点到为止，不触及它的本质和关键。比如说，中国的狗不是按常理去追捕狼，即使你看到一条狗在一条狼后面跑，也别误解，其实狗不是在追狼，因为稍后你就可以发现它们不是往相反方向在跑，就至少是直角方向。中国人在追逐某个特定话题时也与这种相互躲闪的追逐相似。他常常能闻到这个话题的气味，不时地也快追上了，但他终究还是后退了，万分疲惫，却没有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跨入这个话题，或者谈论地太少没有清楚地让听话人理解。尽管他已经费尽了周折。

教育能改变人的心智，而足够的物质能使人有良好的教育。但在中国这个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家，富人与穷人，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与完全愚昧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起。有数以百万的人贫困而又无知，如此的命运使眼界狭窄，心智也就必然会混乱。他们的处境只不过是井底之蛙，对他们来说，天空也只是黑暗中的一小片光亮。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家走远到十英里之外的地方。除了自己周围的人他们对别人的生活状况没有一点概念。虽然一切民族都普遍具有的本能的好奇心，但这种好奇心也同其他才能一样，会随着时间和环境而被湮没。许多中国人知道离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打听一下：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想干什么？他们知道要勉强维生，但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维持生活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存在，但他们不知道存在的价值何在。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还是没有。他们只知道一天有白天和黑夜，不知道日月升腾的原因。由于这件事情与粮食价格无关，他们也就没有看出什么意义，因此他们本能地拒绝思考这些问题，这大概和我们前面所谈论的中国人讲求实际的特性有关。他们相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或虫子，他们也真诚而简单地相信自己死后，躯体会化为尘土，而灵魂——如果有的话——也会弥散在空中。天地间的种种力量最终造就了他们，一类生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胃，一个是钱包的人。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没见过、听过的东西，对这样的东西自然就没有概念了。生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令人不快的事实。对于事实之外的东西，他马上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然地拜拜他本不相信的神，或者施舍点吃的给那些不认识的人，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能。不过，这种本能是否寻找这种表现形式，则主要取决于他的周围环境。对他来说，人类生活的物质因素可以独自培养，完全排除在心理和精神之外。将这种人从麻木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便是输入一种新生活。新生活会向他们传达由基督教早期主教揭示的崇高真理：“人是有一个灵魂的”，唯其如此，“神的启示才会给他们智慧。”

西方人的“神经质”

现代文明具有多元性与可延伸性，“神经质”这个词的多种含义和用法便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这个词的原意是“具有神经的，坚韧的，强壮的，刚健有力的”。但它还有一个引申义，也是我们如今最常用的意思是“神经衰弱或有病，受制于或受苦于神经过于激动，容易激动，软弱”。这些表述各种神经疾病的各式各样的复杂词语，如今已经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并且时常将它们挂在嘴边甚至成了口头禅了。毫无疑问，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神经激动，神经疾病也要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普遍。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并不是那些真正患了神经疾病的人，而是普通人，他们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神经是脆弱的，是各种器官中最为突出的，他们还总是怀疑自己得了神经疾病，总是焦虑地小心地呵护着他们的神经。用“神经质”来形容他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当然，我相信我们很多读者也多多少少在不同程度上属于这种人。至少就西方人而言，生活在蒸汽机和电气化时代的人与生活在定期邮船和邮递马车这样古老而缓慢时代的人，他们的神经状况肯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匆忙紧张而又充满着竞争与硝烟的时代，我们缺少睡眠，缺少营养，缺少闲暇，缺少快乐，我们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因此神经也得不到放松，其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一种急切焦躁的神情（至少在西方人是这样），他们好像时时在等待一封电报——他们常常如此——电报的内容会全然改变他们的命运。这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危险与灾祸。我们心灵中的这种状态，会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中。我们坐卧不宁，烦躁不安。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也拿着铅笔，似乎此时此刻不马上写下来，就永远来不及了。我们永远超额完成任务，似乎不超额便没有人再赏识我们。我们摩拳擦掌，似乎在准备去完成什么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严峻使命。我们笑个不停，问好声不断，似乎漏掉了哪一位便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手指忙个不停，或者像野生动物那样调头往后看，以免忽略任何危险。我们感觉到现在应该去做些事情，这样我们必须抓紧办完几件更紧要的事情。我们的神经过度工作，其后果主要还不是表现在“拉琴**”、“电极**”和“书写**”等等，而是表现得更广，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听说了“过劳死”这个词。我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眠了，睡的时间短，休息得又不好。我们时常被一些细微的响动吵醒，往往是令人恼怒的小事情，比如树上的鸟叫、射入我们昏暗卧室的一丝光线、风吹百叶窗的声响、人的说话声，一旦吵醒，就再也睡不着了。我们带着每天的生活一起休息，结果却没有真正得到休息。有一句话几乎成了格言：银行要办好，除非行长与银行相拥入眠。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股东坐收其利之时，行长正倒霉透顶，这是不难理解的。

堵车堵得厉害，交通指挥灯仍然是红灯，而时间很紧。您烦躁地看着手表的秒针。终于亮起了绿灯，可是您前面的车子迟迟不起动，因为开车的人思想不集中。您愤怒地按响了喇叭。那个似乎在打瞌睡的人终于惊醒了，仓促地挂上了第一挡。而您却在几秒钟里把自己置于紧张而不愉快的情绪之中。

美国研究应激反应的专家理查德·卡尔森说：“我们的恼怒有80％是自己造成的。”这位加利福尼亚人在讨论会上教人们如何不生气。他还就此写了一本书《不要为小事情浪费精力》。这本书在10个月里销售了420万册。卡尔森把防止激动的方法归结为这样的话：“请冷静下来！要承认生活是不公正的。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按计划进行。”应激反应这个词从50年代起才被医务人员用来说明身体和精神对极端刺激（噪音、时间压力和冲突）的防卫反应。现在研究人员知道，应激反应是在头脑中产生的。在即使是非常轻微的恼怒情绪中，大脑也会命令分泌出更多的应激激素。这时呼吸道扩张，以便为大脑、心脏和肌肉系统吸入更多的氧气，血管扩大，心脏加快跳动，血糖水平升高。这似乎是西方人的通病。在这方面确实有象中国人学习的必要。

“冷静”与“麻木不仁”

这样，我们已经详尽地提及了西方生活中我们熟悉的各种事实。当西方人开始熟悉中国人的时候，便可以把这些事实与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形成强烈的对比。

中国人尸体解剖并不常见，尽管毫无疑问也解剖过，而我们也从没听到过什么理由，可以说明这个“黑发人种”在神经解剖方面与白种人有任何本质区别。尽管中国人的神经与西方人相比，用几何学的术语来说是“相似或者同位”的，但他们的神经与我们所熟悉的十分不同，这一点是再明白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