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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第2页）

抬他的人显然是抬累了，等这位官员一走，就将这个可怜而又不幸的人扔进一条沟里让他等死。虽因失血过多而极度虚弱，这个人还是设法爬出了沟，单脚蹦跳了五百码，来到一家米店，找到了一大筐子吃的，便用一只尚听使唤的手臂侧身爬进了这只筐子。为了把他弄走，米店店主就把他连同这只筐子送到了医院门口。这家医院使他免于死亡，尽管由于大量失血，他身体状况几近崩溃，脉搏也十分微弱，但并未神志不清，还能清楚地讲话。他还曾经沉溺于鸦片，这不利于康复。不过，除了第五天和第六天有点腹泻，还有点轻微疟疾，这个病人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什么坏症状，四个星期后，他带着他的假腿离开了这家医院……

如果哪一个民族能有像中国人那样的身体素质和恢复能力，就可以从战争、饥荒、瘟疫和鸦片的作用之中生存下来，他们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就如同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他们再注意生理学和卫生学的规律，食物得当，营养充足，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单是这样一个民族，就可以占领这个星球的主要地区，乃至更多地区。

法国的大作家、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涅曾经在了解中国的历史后颇有感慨地写道：“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已都没有彻底了解它。”中国的历史在我们眼前呈现，中国的未来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拒绝喜新厌旧的本能

古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繁荣而昌盛。据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山东淄博。唐代都城长安，宋代都城开封，南宋都城临安，人口都达到百万以上。据苏联大百科全书《城市》一书统计，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国拥有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不下五十个。书中称“在中世纪东方所有城市中，中国的城市人口最多，最繁华，最富庶，最美丽”。另外，欧洲“中世纪城市人数一般不超过五千到一万”，只有科伦、伦敦等很少的城市居民达四至五万。居民人数达十万的，只有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这也就难怪当西方中世纪游客到达伊斯兰阿拔斯王朝首都大马士革，见到该城有五十万人口，就惊讶得瞠目结舌了。宋代东京城内，有一百三十余座寺观祠庙，七十二家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而号称“瓦子”的民众乐园，一次就可接纳数千人游乐。当时，仅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就有五百至七百万石之多。商业的发达表现在行业分工的细致上，南宋京都临安商业达四百多行，有米市、肉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花朵市、卦市……不一而足。据《武林旧事》列举临安城贩卖的市食有四十一种，果子类四十二种，粥类九种，糕类十九种，甚至冷饮也有十七种，名酒五十四种。据记载，当时各酒楼点检酒息，日课以数十万计。

而今天的中国呢？与别的民族的历史相比，中国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是在倒退。古代的圣人本身，谈起更古的“古人”，都是用极其尊敬的口吻。孔子也声称自己不是开创者，而是传播者。他的使命是把长期以来被忽视和误解的古人的知识收集起来，传播给后人，正是他的锲而不舍才成就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使他成为本民族崇敬的圣人。他联系古今，传道授业，当之无愧地成为圣人的代表。儒家的道德理论认为，有了明君，才会有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由这个理论可以推断，明君统治时期，美德之花处处开放。有时，目不识丁的苦力都会告诉我们“尧舜”时期夜不闭户，因为没有小偷，在路上丢失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发现这件东西的人就会守在那里，直到有第二个人来，他才走开，这样一个替一个一直等到失主到来，完壁归赵。由此可见民风之淳朴，明君的功德也颇为显现。

在中国，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限于中国和中国人，全世界都是如此，只是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的程度，则是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古代文献记载了古代的所有美德，现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沿用承袭，祖先为我们今天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铺垫作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文献备受推崇。正统的中国人看待“四书五经”，就好比虔诚的基督教徒看待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它们都是被认为包含了过去的最高和最优秀的智慧，是圣典的象征，无论古今一样适用。一位优秀的儒学家不会相信“四书五经”还需要增补，好比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无法相信《圣经》还需要修订一样。他们一致认为，事情已经够好了，再要让它更加完美，纯属无聊之举。

正如众多优秀的基督徒用《圣经》的文字去解释《圣经》作者心中从未有过的事物一样，儒学家也时常会发现“先圣”不仅是关于现代政府一切行为的权威，而且也是古代数学甚至现代科学的鼻祖。

古代的经典造就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政府体制，现在的制度都是古代沿袭，不管这个政府体制具有什么别的性质，它的顽强执著却是不争的事实。自我保护是民族的首要原则，一如它是个人的首要原则一样。因此，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还完好如初，虽然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四书五经”的敬仰之情是十分相似的。哪位有点背景知识又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如果想弄清并解释中国政府发展至今的过程，那么，他的发现一定是十分奇妙的。我们有把握这样认为：他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别国经历过的内部革命，中国却没有经历。这些在外国轰轰烈烈的东西，在中国却没有奏效。

有个故事，说有人造一堵石墙，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问他为什么造这样一个怪东西，他说这是考虑到墙被吹倒之后反而会比过去更高！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吹倒，它是一个立方体，一旦翻倒，也只是换个面，其外表与内涵还都是一如既往。这一过程反复出现，教会中国人：政府演变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如同我们知道猫即使从高处摔下来，仍然能用脚走路一样。体制再换还是脱离不了本性，只是换了一面示人罢了。人们深信，设计者和建造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任何改进建议无异于十足的左道耶说。因此，古人无可争议的优势是建立在后人显而易见的劣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根基何在了。我们实在不好不此做出什么评价，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认为举止与道德是互通的概念，同出一源，本质相同。他们害怕变更，更畏惧向风俗提出挑战，对于中国人来说，违反风俗习惯就是冒犯了禁区。我们不必因此就去对这些风俗习惯刨根问底了。

中国的风俗习惯被一种本能果敢地保卫着，相似的本能则驱使着一头母熊保护幼熊。

这种固守习俗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小农经济的体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老子的理想国，多少反映了这样的观点，现翻译如下：

国家要小，人民要少。使老百姓有过多的用具而不去使用，使他们害怕死亡而不会迁移到远方。虽然有车和船，却没有必要乘坐；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机会显示。要让老百姓回复到结绳记事的方法，对能吃到的都感到美味可口，对能穿戴的都以为美观得体，对自己的居宅认为安全舒适，对自己的风俗习惯乐于保持。相邻的国之间都能互相见到，鸡犬之声都能互相听到，但老百姓直到老也不要相互来往。

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本能，它属于全人类。我们注意到一种普遍现象：千百万人准备为某种信仰而献身，但他们却不理解这种信仰，也不会按照这个信仰的具体信条去约束自己的生活。这个世界的各地都上演着因循守旧的悲剧：人们拒绝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家鄙视哥白尼的日心说；无数的科学家为了说服固执的人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中国的风俗习惯，如同中国的语言，我们不知道是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风俗习惯就像人类的言语，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和语言的形成条件，各地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也造就了语言的不同，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令人不解的风俗差异。这种差异由一句谚语道出：“十里不同俗”。不同的语言也体现了各地的特色。风俗习惯和语言一旦固定下来，就像石膏一样，你能摔碎它，但不能改变它。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任何理论都会有弹性去变通，任何风俗习惯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有所变化。事实上，很多风俗习惯都在历史潮流的演变中风化，变成粉末烟消云散。

中国广大的农民是固执的典型代表。他们一般没有专一的宗教信仰，只是敬畏一切鬼神，膜拜一切菩萨，相信因果报应，因而更加逆来顺受，麻木不仁。他们的民族观念远没有达到明辨夷夏的地步，往往同地域观念和贫富观念混杂在一起，所以会歧视贫穷的异族人，就象看不起贫穷的外乡人一样。但对异族的官员皇帝，却是不敢有丝毫不满的。衣冠服饰的改变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但绝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看得严重。而且一旦接受以后，他们又最不愿意改变。

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的例证，是清朝统治者在所有中国臣民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发型。这种明明确确的屈服标志，理所当然地遭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拼死反对。但是，清朝人不辱使命，不改初衷，使之成为忠诚朝廷的标志和尺度。我们目前看到的一切便是其结果。现今保留辫子最多的还是农民。他们没有文化，很少获得外界的信息，也很少有人了解自己的国家，“爱国”、“维护统一”这一类概念，根本不可能在他们头脑中产生。中国人如今骄傲于自己的辫子，胜于骄傲于自己的服饰，辫子成了全身的闪光点，是表明自己的忠心的。现在，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当地人还残存着对朝廷的仇恨，他们用头巾来遮盖民族耻辱。

佛教引入中国，也是靠战争开道，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性命。但是，一旦佛教完全扎根下来，就同中国当地的道教一样，难以替代。所以，风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过都是时代的过场罢了，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它一经固定，要改变还是需要大力气的，对于中国尤其如此。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起源至今并没有发生什么巨大的改变。不难看出，原因在于人们一直假定既成事实是正确的。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习惯，是可怕的暴君造成的。无以数计的人习惯于这种风俗习惯，从来不问其起源和原因，他的责任是遵守，于是也就只管遵守不问其他了。毫无疑问，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的人们，宗教信仰的程度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即“三大宗教”的仪式虽有千百万人奉行，但他们却缺乏对这些宗教的信仰，一如他们缺乏对埃及象形文字的了解一样。他们顶礼膜拜自己并不了解的偶像，甚至做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情，却从不究其原因。如果要问及某种特定宗教习俗的原由，下列两种回答是最普遍不过的了：一是认为这种与神沟通的全套方法是古人传下来的，自然有其过硬的道理；二是认为“人人”这样做，也便跟着这样做，没什么需要怀疑的。在中国，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带动机器。既然人们时时处处都这样做，那么，随大流就行了。

蒙古有个风俗，每一个有能力吸鼻烟的人，都要拿给朋友吸。他一旦碰到朋友，就要把这个小鼻烟壶掏出来让每个人都吸一吸。如果这个带着鼻烟壶的人盒子里不巧没装烟，也得把空的鼻烟壶传递一圈，客人也会径直拿来假装捏一捏，最后又把它递回去。如果客人表现出已经知道鼻烟壶是空的，就不得体了，然而顺从这种恰当的做法，便是保全了主人的面子，这一切礼仪是先人传下来的。先人总是对的，富有智慧的，在许多小事情上，中国人都按部就班。珊瑚早就没有了生命，但留下了珊瑚礁，因此，必须小心翼翼地照航线行船，以免翻船。

有些事情换了一种方式就做不成的，这样死守规矩办事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印度的苦力习惯于用脑袋来负重，为造铁路而运泥土时也这样做。承包商提供了手推车，这些苦力就把手推车也顶在头上。巴西的苦力也像印度苦力一样负重。一位外国绅士让他的巴西仆人去寄一封信，结果惊奇地看到他竟然把信也放在头上，并在上面压了一块石头。相同的思维过程揭示了相同的行为起因，中国人办事讲求依葫芦画瓢。我们熟悉各种关于模仿的例子：一个厨师每次做布丁时总是先敲开一只鸡蛋再把它扔掉，因为他第一次看人做布丁时，那只鸡蛋恰巧是坏的；一个裁缝在一件新衣服上也缝上了一块补丁，因为给他做样子的那件衣服上恰巧有块补丁。这样的故事无疑夸张了中国人的素质，虽无恶意，却十分逼真地再现了真情。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他们谨慎的表现，但在更大一部分程度上还是说明了他们的因循守旧。

中国人敬仰先人的例子，对于每位熟悉他们的外国人来说，都是举不胜举。先人的说法在他们眼中都是神圣的，不可替代的。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们只有理解了个中道理，才会照搬先人的做法。住在北纬二十五度附近的乡村，按照整个国家的固定做法，人们必须按统一的时间脱下皮衣，戴上草帽，先人成了人们心中的神，支配着他们所有的行为。在某些地方，冬天只有靠炕来取暖。如果一位旅行者来到这样的地方，正赶上一场寒流，就会发现无论如何说服不了店主把炕烧热，因为不到季节！这样的事情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工匠总是拒绝采用新的方法，我曾经看过一位给外国人烧砖窑的工头，他可以说是保守的典范。有一次，厂主让他们烧制一批方砖，比当地流行的尺寸稍大一些。这只要按要求准备一个木制的箱子，再做一个模子即可。等到问他们要砖时，砖头却没有烧制出来。当厂主让工头对此解释时，他却说拒绝参加这样的革新，还理由十足地说，天底下就没有这样的模子！

任何一位与中国休戚相关的人，与这个伟大国家的前途有些许利益关系的人，都不能不看到，因循守旧影响了外国人与中国和中国人的关系，成为这个伟大民族前进的绊脚石。19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注定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而这样的好时光却在他们的拒绝变通中慢慢流逝。大量的新酒已经为中国人准备好，但中国人只有用旧酒囊来装。多亏中国人天性中因循守旧的本能，迄今为止才接受了极少量的新酒，即使是装这些那么少的酒，新瓶还在准备过程之中。

他们当然会遇到灾难，但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始终固守这种观点的人不可能会努力去推翻已建立的秩序，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国的知识界实际上是思想和行动的领导者，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但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极力说服中国人，现存的体制是公认最好的。他们以史为鉴，旁征博引，以令人信服的实例告诫中国人，对他们的体制作任何改良都是行不通的。他们这种顽固不化的因循守旧正是这样慢慢地生长起来的。

中国目前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拖延。一方面不太愿意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则是根本没有愿望，甚至不想放弃旧的事物。好比我们看到年代久远的泥屋子，早就应该复归泥土，却用难看的泥柱子撑在那里，延迟那不可避免的倒塌。因此，尽管旧的风俗习惯、旧的迷信、旧的信仰现在已经过时，可人们却还在抱残守缺。他们告诉我们：“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话却也不无道理。变化的过程可能长期受阻，之后却会突飞猛进的。

中国人相信命运的安排，相信命运的必然结果是走向绝望，或者失望；带着这种念头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只能像病人一样等待着最后的解脱，等待着时来运转，等待着好的命运来解救自己。而相信命运的结果也是带来了思想上的腐朽不化，一个民族如果像中国人那样相信命运的存在，相信命运是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违抗的，那么就肯定不会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坚决抗争。

几年前，许多人迷信风水，这几乎成了在中国修建铁路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第一条很短的铁路线，建在开平煤矿①的一个出口，穿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需要迁坟让路，这就是在英国或法国也一样。如果情况只是风水与发动机的较量，那么，只要看一眼分为两半的墓地，就足以让人明白风水永远都敌不过发动机。这条最初线路后来延伸扩展时，进展缓慢，其原因明显在于财政方面，而不在于泥土占卜。

①译注：开平煤矿，矿区在河北省开平镇，1877年（光绪三年）由李鸿章用官督商办形式设立，是中国最早用机器开采的大煤矿。后于1912年与深州煤矿合称“开滦煤矿”，

在中国的重要事务中，因循守旧的本性也宽容对先人的不敬。在中国，最不可更改的规矩莫过于守孝：如果一个官员死了父母，他必须回家居丧守孝。但是，尽管他再三“声泪俱下”地申辩，皇帝却相反还是让他继续操持国家的大事小事，而这些年他本来应该回家为母亲居丧守孝的。中国最牢固的礼仪莫过于父为子纲、君为巨纲。因此，最近一次更换统治者时，皇位由旁系继承，继位的年轻皇帝，其父亲还活着，有两种可能性不可避兔；要么自杀，要么永远退隐。因此，光绪继位，醇亲王①就得挂印辞官。醇亲王生病期间，他儿子作为皇帝，数次前去探望这位巨子——也就是自己的父亲。探望得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因为父亲一直到死，都是自己儿子的大臣。

“因循守旧”与日本的创新能力

如前所述，因循守旧的本能，使得中国人十分尊崇先人。但是，正确地去理解并谨慎地因循守旧，就能使外国人在同这样一个敏感、固执、保守的民族打交道时，多一个强壮的卫士。只需模仿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去究根问底，刻意顺从现存的所有实际情况，并在其受到威胁之时不遗余力地去维护。这样，居住在中国内地或其他地方的外国人，都会像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一样，明智的因循守旧，日子过得安静而舒适。船只无法航行的暗礁，一旦穿越过去，就是和平与宁静的水域，再也不会有暴风骤雨和恶浪滔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