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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中国人的创新能力

说起能力，我们总是很有话题，能力包括很多方面，有着极为广泛的体现方式，当我们谈及中国人的能力的时候，总是免不了想起以下四个方面：中华民族的再生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长寿以及康复能力。生命的活力构成了中国人其他特点的重要背景，是中国人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方面，这本身就值得人们思考。他们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差异呢？难道他们天生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民族？

奇特的再生能力

北宋年间，中国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看到月亮一圆一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科学哲学问题：“什么机制使月亮死了之后又复生呢？月亮里的玉兔在它的影响下又会怎么样呢？”从现代科学来看，屈原提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月亮比作中国封建大国，就可提出同样有意思的问题。中国封建王朝确实具有“死则又育”的机制，它内部各种各样的新因素正如月亮中的玉兔，受到“死则又育”的机制的影响。

旅行者从中国人生活中得到的第一印象，便是人口过剩。中国似乎到处都挤满了人，用密密麻麻来形容一点都不显得过分。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日本也显得人口众多，但显而易见，日本的人口密度无法与中国相比。在人口的相对密度和绝对密度方面，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像印度。但印度的民族和语言众多而繁杂，而中国的民族，除了一些人口很少的民族之外，只有一个汉族。我们足迹所至这个辽阔国家的任何地方，无不处处证实着人口过剩这个第一印象。人口确实稀少的地方虽然也确实存在，但那些地方地理条件之恶劣已是我们无法想象，在我们看来，在那种环境下生存无异于自杀，但确实有一部分顽强的民族在那里繁衍生息。

当我们从世界史的角度鸟瞰中国封建大国的兴衰，就不能不对其巨大的修复能力感到惊异。腐朽的旧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猛烈打击下土崩瓦解，但是在短短十几年，至多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个版图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的统一的封建大国又奇迹般地重新建立起来。只要有几十年的太平和丰收，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就都能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难之中恢复起来。而恢复的前提人人可见，不管是否愿意仔细思考，总是引人注目。新建王朝在社会结构上却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世界历史中，很少看到这种“死则又育”的再生现象。中国的任何地方，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中国儿童，那些过分骄傲的母亲颇不以为然地说：“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每一条死胡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奇迹之一，便是能够供给这么多小孩子衣食，而且越是穷苦的人家小孩子越是多，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不少孩子“衣食”无着，换言之，极端的贫困并没有明显地减少中国的人口。

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瓦解之后，历史上任何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尝试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追慕古代的光荣，接受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帝国只是一种梦想，实际上就连德意志也没有实现统一。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查理大帝国、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日本大化改新建立的统一政府，等等，都在崩溃或分裂解体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光荣。

历史带给中国的创伤并不少，从公元前209年陈涉、吴广起义，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秦王朝崩溃，到公元前2O2年刘邦称帝，历时只有短短的八年。公元17年绿林大起义导致西汉帝国瓦解，但到公元37年东汉光武帝完成统一，只用了二十年（如果按刘秀称帝，也只用了八年）。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到李渊称帝只花了七年时间。621年后军击败河北、河南义军，全国安定，只不过十年左右。元明之间，动乱时间较长，差不多历时三十年。从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开始，到清王朝建立并基本平息反抗，也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少数民族的暴乱，然后又是1877一1878年那场无与伦比的覆盖五个省份的大饥荒，可能使中国总人口减少了好几百万。也许战争的创伤看来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快地修复，因为中国人的劳动力效率不高，资金也不能很快地筹集。然而，不难看到，不管破坏力有多大，总比不过修复能力。可见，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只需要十年到三十年左右。对于一个巨大的社会机体的更新，这种修复速度之快是惊人的。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修复机制。

封建大国的迅速重建，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它内部存在着一套非常有效的修复机制。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是封建国家和宗法家庭（家族）的两个同构体。由子孝、妇从、父慈所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不过是民顺、臣忠、君仁的社会关系的缩影。在王朝统治时期，宗法家族制度发挥了与国家结构的同构效应，大大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管理作用。可以说。宗法家庭结构象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与家庭的同构效应正好起到这种修复作用。在封建国家稳定时，它把国家组织原则灌输到家庭、家族中。而封建大国瓦解时，保存了国家组织结构信息的家庭、家族组织又成为国家修复的模板。

历史上大动乱所摧毁的是旧王朝的国家组织，而家庭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王朝的重建者大多出自宗法世家贵族之门，与旧结构有血肉相关的联系。东汉的开国者刘秀，本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他的外祖父是有三百余顷田地的大豪强樊重。刘秀、刘縯兄弟发动族人宾客七、八千人在春陵起兵，反对王莽，而成为东汉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是所谓陇西旧族之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位至公爵的大官僚。李渊本人是隋文帝妻子独孤皇后的姨侄，七岁时就袭封为唐国公，后来又在隋炀帝手下任太原留守。李渊之子，即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掌握精兵九万，李渊的女儿李氏也有精兵万余人。李渊周围的文臣武将，大多是一些世胄名家子弟。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虽是行伍出身，但他在后周政权中身任大将，统率殿前诸班禁军，有相当的实力。周世宗柴荣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就抱病而亡。握有重兵实权的赵匡胤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

我们还可以发现，每当旧王朝在农民大起义打击下土崩瓦解的时候，一些封建世家也格外活跃。他们往往聚族而处，并村而居，积极发展家族武装。如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手了著名的大将李典拥有“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另一大将许禇“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当时的地主家族武装，“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明末李自成起义时，长葛知县李某聚大家族和义军对抗。元末红巾军起义，处州大地主吕文燧募族中子弟为兵反对义军。清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各地的团练也主要是封建家族武装、这些历史现象表明，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之时，正是封建家族组织活跃起来竞争之日。人们常说，地主阶级窃取农民大起义的成果重建封建王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封建宗法世家所代表的封建关系最强，更能发挥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

封建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是十分强大的。因为它的组织原则深入到各个家庭中，尤其是保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农民大众，也摆脱不了宗法家庭关系及其思想意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每经历一次全国性农民革命战争以后，新建王朝在总体上说来都比前一个王朝有所进步，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打击摧垮封建旧王朝，农民战争是一场革命。但对于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来讲，农民战争又是调节三个子系统严重失调的稳定机制，它使封建制度在一个新王朝中有复苏的可能。农民战争规模越大，对无组织力灭扫**得越彻底，新建王朝的寿命就越长。这样，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这正是中国农民战争发生在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的社会中，农民不能分化出代表新生产因素的社会成份所造成的深刻的历史悲剧。

因此，唯一足以持久而有效地阻止中国人口增长的，是鸦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同战争、饥荒、瘟疫一样能带来死亡的敌人。鸦片象魔鬼一样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极其迅速地为中国削减了大量的人口。但是，人口还是以不变的指数在增长，我们完全不必为了接受中国人繁殖能力很强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而去假定中国的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别的国家，即使按最低估计两亿五千万人口来算，繁殖能力很强这个观点也可以成立，因为问题不仅在于人数，而在于增长率。由于没有可靠的统计，我们只能满足于靠大致估算得出的结论。不过，幸运的是，这样算来也几乎不可能出错。中国人年龄很小时就结了婚，除了爱钱之外，传宗接代的愿望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导思想。

与中国人口处于任何情况下都明显增长相对照的，是法国的人口。在欧洲，法国的增长率最低，而且是负的增长，事实表明，法国人口数量正在下降。这些事实引发人们对这个伟大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而中国人，没有更多迹象表明其人种要比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退化。记载中上帝给人类最早的命令是要人类“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①。正如一位富有学识的教授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个命令“人们眼从了，这是人们唯一眼从的上帝的命令”，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地道。

顺应万境的能力

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中国无论从经度或纬度而言都是地域广袤，几乎拥有各种的土壤、气候和物产，中国人自身也经常用地大物博形容自己的国家。至此，我们看到，中国人在副热带和副极带以及两者之间的地域，都同样昌盛繁茂。我们看到，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别，完全取决于这个地域本身的特点，取决于它养活人口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人们的适应能力。

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的中国移民，无论移居何地，印度、缅甸、暹罗、东印度群岛、太平洋诸岛、澳大利西亚①、墨西哥、美国、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洲，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什么恶劣的环境，从没听说过他们不能很好地、迅速地适应环境。我们反而听到他们适应得十分迅速而完美，他们远比当地人勤劳和节俭。在外地的中国人总是具有非同一般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能拧成一股绳，以至于当地民族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要“中国人滚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大规模地移居海外，这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肯定是莫大的幸运，他们害怕这个日渐强大而又素质非凡的民族，如果东亚现在全是不可征眼的人，渴望着把自己的能量发散到这个星球的其他地方，如同中世纪的中亚那样，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双方会变成怎样，也无法想象适者生存的原则会怎样！

①译注：澳大利西亚（Australasia），一个不确切的地理名词，有时指马来群岛和大洋洲，有时专指马来群岛和澳大利亚，一般仅指马来群岛。

对于中国人的年龄问题，由于完全没有任何一种确切的统计，因此，要谈中国人的长寿问题，除了笼统地来谈之外，别无他法。或许所有的观察者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老年人没有一处不是特别多的。老年人总是深受敬重，高寿更是被视为一种荣耀，“寿”列于“五福”之首。出生的日子，乃至时刻，都确切地记了下来，以便需要时能确切地报出，尽管如前所述，一般的计算方法是如此粗略。墓地的碑文上总爱刻上死者的年龄，但除了产石头的地方有石碑，其他地方坟上就很少有石碑，无法从这些见证者那里得出什么推论，因此，石碑实际上没有价值。

虽然很少听到中国人有活到百岁以上的，但不足百岁的老人却随处都有，假如他们能够被提供足够的营养，我们认为长寿老人的数量一定还会多得多。的确，如果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严重缺乏营养的穷人考虑在内，我们不得不为中国这么多高龄人口数而感到惊讶。众所周知，本世纪所有西方国家的平均寿命都在不断增长。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注意生命的规律，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如改进防疫方法，完善治病手段。而中国，我们必须记住，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时相比，生活状况没有多大变化。如果社会科学和医学的进步能作用于中国，如同过去五十年来作用于英国，那么，中国的老人数量肯定会急剧增加。当然人口数量问题也会日益显现，贫困的问题又会普及到更多的人。

不讲究卫生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特点。他们甚至不把已经了解的卫生规则当回事。有一句俗语就叫做“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说的就是脏的东西吃下去可能还对身体有好处。这一切，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外国的居住者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由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和轻蔑所招来的各种疾病，为什么没有怎么影响到中国人？中国每年都因为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而的确死了不少人，其实患病的人肯定还要多，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人具有神奇的能力，足以抗病和康复。而且很多亚洲的民族都是这样，他们接触到的病菌越多，就越具有免疫能力。中国人却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豁出命去，这与他们顽强的生命力一样，都是其显著的民族特征。

迅速的康复能力

我们常常遗憾地提到，在没有准确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赖外国人的观察记录，由于外国人开设的药房和医院的不断增多，看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因此这些记录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更有价值。他们整理出来的医学报告，成为我们最有用的数据来源。

为了说明中国人的康复能力，分析整理年度医学报告是很有用的，而且肯定会呈现出新鲜而有说服力的结果。然而，我们只能满足于仅仅描述几件事例，其中两件是笔者知道的，第三件事情是从天津一家大医院发表的报告中找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些事例的分量在于它们的毋庸置疑，这些事实完全不是孤立的或例外的，而是同我们众多读者的观察完全一致。

几年前，笔者与一个中国家庭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有天下午，听到窗下有人惨叫起来，窗子那里有个很大的马蜂窝，窗子是用砖坯砌成的，窗子底部有个洞。一个十四个月的小男孩在院子里玩耍，以为这是个方便玩耍之处，就鲁莽地爬了进去。

小孩的头发剃得光光的，露出红红的头皮。蜂窝里的马蜂或许是被这种异常的侵袭惹恼了，或许是把孩子的光头误认为是一朵大牡丹，立刻飞到小孩的头上叮了起来。

孩子在被抱出来之前，头上已经被蜇出三十多个包。这个孩子只哭了一小会儿，就躺在炕上睡着了。手头没有任何一种药，皮肤上也就没擦任何东酉。整个晚上，孩子根本没哭没闹，第二天，头上的包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878年，北京有一个外国家庭雇用的一个马车夫得了流行的斑疹伤寒，很多人已经死于这种病症。到了第十三天，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这个重病号突然狂暴了起来，几个人都制服不了他。派了三个人守护他，但他们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了。这天夜里，这个病人被绑在**以防逃跑。在守护人睡着之际，他设法松开绑绳，一丝不挂地逃出了房子。凌晨三点，人们发现他逃跑了，就仔细搜查了这所房子，包括几口井，怕他会跳进去。最后在院子的围墙那里发现了痕迹，这堵墙高约九至十英尺，他是先爬上一棵树再逃走的。跳到墙外地上，他立刻走向城墙内的壕沟，就是这堵墙把北京的鞑靼人的城与汉人的城隔开的。两个小时之后，人们把他找到了。

他的脑袋紧紧地卡在了墙下用于阻止壕沟通行的两根铁栏杆之间。他曾经早就迫不及待地想来这里凉快凉快，看样子，他已经卡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正要把他带回家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已经完全不发烧了，尽管他的两条腿还有点风湿，但后来也慢慢地而又理所当然地康复了。

一个天津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以在中国军队进行军事训练的训练场附近捡那些废弹壳为生。有一次，他捡到一颗炮弹，当他试图拆卸炮弹时，炮弹爆炸，炸烂了他的左腿。他被送进了医院，截掉了左腿膝盖以下部分。这个人非但没有放弃这种提心吊胆的危险的谋生方式，反而很快重操旧业，六个月之后，又是一次类似情况，爆炸之后，左手手腕，连同手腕以上的两英寸胳膊被炸飞，右臂的上半截被火药严重烧伤，鼻梁和上嘴唇炸开了一条深深的口子。弹片也击伤了他的右脸颊、右眼的上眼睑、额骨的后侧以及右腕，右股骨也被深深地切开，骨头都露了出来。

受了这样的重伤，这个人半昏迷而又无助地躺了四个小时，忍受了太阳暴晒。这时，一位官员碰巧看到他，命令几个苦力抬他去医院，官员本人也陪伴了两英里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