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武昌起义
武汉素称“九省通衙”,各种矛盾尖锐集中。武昌起义前,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主要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其成员大部分是湖北新军中的士兵。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清政府抽调一部分鄂兵入川,造成湖北统治的空虚,为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九月十四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合会议,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发动起义。会上,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二十四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又联合召开会议,详细讨论制定了起义计划并分配了任务,决定利用中秋节(十月六日)休假时间举事,以左臂缠白布为记号。不料,起义的消息被泄漏出去,武汉的衔头巷尾传遍了中秋起义杀鞑子的消息。清军为此而加强了防务,起义未能按期举行。同时,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及在香港的黄兴得到报告后,也不同意马上起义,建议推迟半个月,等待十一省同时发动。
十月九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配制炸药,由于不慎引起爆炸,孙武头部受伤,在同伴掩护下逃离现场。俄国巡捕闻声前来搜查。机关内的旗帜、文告、印信、名册、符号、弹药等,均被搜走。鉴于起义计划被暴露,情况紧急,蒋翊武便以总司令的名义,于下午五时在小朝街85号发出紧急命令十条,决定半夜12点以炮声为令,同时行动。命令被复写20余份,派人分头传送新军各标、营。但是,由于给炮队的命令没有送到,夜里12点,炮声未响。尽管其他标营的新军革命党人都做好了准备,起义仍然未能按时举行。就在这一夜,清政府开始了大搜捕。小朝街的起义总部和其他许多机关,都被破获,蒋翊武逃脱,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30多人被捕。三人当夜受到审问,次日早晨先后英勇就义,史称辛亥三烈士。清政府湖北当局在杀害三烈士后,又下令紧闭城门,封锁营门,禁止士兵出入,并根据所获名册搜捕革命党人。由于起义未能按时举行,当时的武昌形势已是十分危急。这时,革命基础比较雄厚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秘密联络三十标和二十九标的革命士兵,相约在十日晚上二道名时,鸣枪为号,发动起义。
十日晚,工程第八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在巡查中,看见士兵金兆龙行动有疑,就厉声呵斥,并命令将金兆龙捆绑起来,金兆龙大喊道:“今不动手,尚待何时?”士兵程定国举枪托击陶头部,继开一枪,起义的第一枪打响了,参加起义的士兵纷纷持枪,反动军官或被击毙,或闻风而逃。起义士兵四十余人,在熊秉坤的率领下,向楚望台军械所进攻。守卫军械所的士兵也响应起义,军械所很快被工程八营的革命党人占领。在枪声与炮声中,武昌城各处的步兵、炮兵、辎重各营及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也不断奔赴楚望台。午夜,集中起来的起义军拥戴工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根据当时情况,提出作战方针,并宣布纪律。在他的指挥下,发起了对湖广总督署的三次进攻。清军死力抵抗,起义军步炮工兵合力围攻,举火照明,大炮击中总督衙署,总督瑞徵等挖后墙,逃到停泊在长江的兵舰上,第八镇统领张彪继续负隅顽抗。这时,由革命士兵组成的敢死队冲在前边,占领了湖广总督署。张彪逃往汉阳,后转至汉口日租界。经过一夜的激战,到十一日晨,武昌城里自藩属以下各官署、各城门,全部都由革命军占领。汉口和汉阳的革命军也响应武昌起义。至十二日上午,武汉三镇全部光复,红底十八星大旗飘扬在武汉三镇的上空。
起义胜利后,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汉,而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者,有的遭杀害,有的受伤,有的被迫逃亡。这样,十一日下午,在谘议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被革命士兵用枪口威胁来参加会议的原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可他直到十六日才正式就职。所以,最初几天里军政府的一切大事是由十一日成立的谋略处来决定的。十二日,由谋略处以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告武昌光复。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得到许多省区的响应。湖南、陕西、江西等省区相继发动起义。至十一月下旬,仅一个月的时间,清政府所统辖的全国二十四省区,就有十五个宣布脱离清政府,没有独立的省区,也积极在行动,清政府面临着最后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