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第十三章 李世民的晚年错误和经验教训（第2页）

造船负担太重，严重影响了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巴蜀地区的老百姓建议由他们出钱，雇佣潭州人去伐木造船，既可节省运输费用，又可提高造船效率。李世民采纳了这个建议，让剑南各地迅速募捐，集资造船。由于征收时间急迫，老百姓只好卖儿鬻女，卖田抵宅，去筹集船钱。尽管如此，还是筹不够造船费用，加上谷价狂涨，社会治安混乱，昔日富庶的“天府之国”，此时已是盗贼横行，田野荒芜，乞丐遍地。

听到这种状况，李世民立即派遣司农少卿长孙知人去该地区视察，了解民情。长孙知人调查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之后，对李世民上奏说：“巴蜀地区的百姓，身单力薄，无法胜任伐木造船的大强度劳动，干活十分吃力。而一条大船的建造成本，要花费庸绢2236匹，山谷中的大树已经砍代殆尽，如果不对森林进行保护和蓄养，就没有树木可砍了。伐木的劳役还没有完成，现在又要征收造般佣金，两种费用一起征收，老百姓无论如何是负担不起的。”

听完这些，李世民当即决定免除剑南地区的船庸，潭州造船的费用由国库调拨，但是造船工程还要继续完成。于此同时，李世民又以翠微宫地势险隘，不能容纳百官，又下令在凤凰谷建造玉华宫，结果又征发了大量的民工，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以满足自己的贪欲。然而怨声载道，对李世民的做法极其不满。李世民早年“取之于而民不愿”的现象当然无存。

“取之于民而不怨”的原则也许同样适合今天的企业。山东沂蒙山老区有一个内地私营企业，是一个加工火腿肠为主导产品的优秀企业，它就是国内著名的金锣集团。公司员工中层人员能拿50万元的年薪，高层人员能拿到100万元左右的年薪，如此之高的薪水让很多人羡慕。

金锣集团的董事长周连奎是这样想的，企业的钱都是领导和工人齐心协力赚来的，既然取之于民，就要用之于民，有付出总要回报。干部50万年薪，他认为这并不高。他们厂有一位24岁的女大学生，原来在河北一家肠膜厂当推销员，全厂一年销售1600万元，她一人的销量就达1500万元，后来因为与领导不和，一走了之，来到了金锣公司。她来到企业时，没有提出工资要求，只是埋头苦干，周连奎主动给她年薪定在50万元。

周连奎说：“我这个企业是私营企业，我常说，大家这么多人，加起来的工资恐怕也不如我一人拿得多。分50万也好，分100万也好，这算什么呢?有人劝我，说工资成本太高，风险也大。我就不承认这个事儿。其实，失去大家才是最大的风险。我这些人有一定的报酬，首先是对他的劳动的认可，是他们自己价值的体现，同时也给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工作，这一举多得的事儿为什么不干?”当然，如果周连奎把这些钱全部据为己有了，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但他失去的就远大于他得到的。

一旦身为领导者，在立场上就应先考虑到别人，再想到自己的利益；如能做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才会是个令人信服的领导者。须知道，古往今来无论是杰出的政治家或成功的领导者，都因为他们能洞察人性的本能，并利用其优缺点，导向自己所预期的目标；如此，不但事情能办得顺利，还能深得民心。

居功自傲，喜怒无常

人生在世，熟能无过？只要你是人，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可避免得要犯错。然而，犯错不能杜绝，但我们可以尽量少犯错，犯小错，或基本上不犯大错。与之相反，晚年的李世民，居功自傲，喜怒无常，出尔反尔，心中多疑，早已没有旷世贤君的风度和气派。可以说他人生的衰败，结缘与此。

人无完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英明一生的李世民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善于纳谏，乐于听从别人的意见和建议。但到了晚年他却变得居功自傲，喜怒无常，出尔反尔，心中多疑，失去了旷世贤君的气派和风度，制造了不少冤案。

比如，太子李承乾的老师杜正伦，曾经多次劝谏李承乾，希望他悔过自新，抑恶扬善。无奈李承乾好话坏话听不明白。杜正伦便告诉李承乾，是李世民密旨自己来辅导太子，借以提醒太子要尊重老师。然而，傻儿子李承乾当即就拖着拐子腿，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以杜正伦犯泄密罪，将他降职调往交州。又因为魏征推荐过杜正伦，说他有宰相之才，便怀疑魏征与他朋比为奸，欺骗圣上。于是下令推翻魏征墓前的石碑，又取消了魏征儿子魏叔玉与公主的婚事。

李世民征伐高丽失败，无功而返。行至定州，受风寒患了感冒，不免有些面容憔悴，茶饭不进，身上忽热忽冷，酸楚难忍。不久，李世民身体上又长了几个毒疮，又疼又痒，简直是生不如死。

侍中刘洎看到之后，不免忧心仲仲，悄悄地向同事说：“皇上御体欠安，痛苦难忍，实在让人放心不下。”谁知话一说出，马上有人向李世民告密。李世民听了别人的谗言，胡思乱想，把新仇旧恨胡乱纠缠在一起，当即下令撤销刘洎的职务，让他自杀。

那位告密小人，就是谏议大夫褚遂良。李世民东征之前，曾让刘洎兼任太子的老师，担任民总尚书，辅助太子执掌大权。临行时还对刘洎说：“我去运征，你辅佐太子，事关国家安危，你可要体会我的良苦用心啊!”

刘洎心直口快，当时表示：“有我在，准让皇上放心。即使有大臣图谋不轨，执法犯法，一经发现，我也会依法办事，该杀就杀，该剐就剐。”李世民一听这话，脸色当时就变了颜色，只因为刘洎平时忠诚耿直，就没有当面驳斥，只是委婉地告诫几句。没料到这次说话，被势利小人褚遂良听到了，一本奏折，就这样结束了刘洎的性命。

回到长安后，李世民病情逐渐好转。刚一上朝，又平白无辜地处死了刑部尚书、远征高丽的行军总管张亮。张亮原本是一介武夫，闲暇无事，爱好左道旁门，喜欢交结巫婆神汉。巫师程公颖说张亮躺着像条龙，面有贵相，日后一定会平步青云，尊贵发迹。张亮信以为真，得意之情经常露于言表。

其中的原有大概是因为陕州人常德发上书告密，说张亮养着500个干儿子，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谋逆造反，篡夺君权。李世民命令马周调查此案，张亮说自己是被恶人诬告，绝无造反之事。同时又历数了自己过去辅佐太宗的功劳，乞求原谅。马周把张亮的自白，如实转告了李世民。

李世民却说：“张亮如果不想造反，他养着500个干儿子打算做什么?还不是为谋逆做准备吗?”就命令文武大臣复议张亮造反的事。众大臣见李世民一口咬定张亮要造反，也就在一旁随声附和，诉说张亮的不是，一致认为张亮该杀。

李世民没过几天就后悔了。他对文武大臣们说：“前些天，李道裕曾对张亮一案提出过不同意见，我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可今天看来，我对张亮的处理太过分了。”但是如此出尔反尔，喜怒无常，要想杜绝冤假错案，岂不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

俗话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为人处事，必须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不放空炮。连市井无赖、鸡鸣狗盗之士都有自己的行规戒律，不轻而食言。如果一个居于万人之上的皇帝，喜怒无常，朝令夕改，不管他过去的威望有多高，再想取信于民，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在李世民的晚年，他周围的正人君子少了，言而无信的奸佞小人多了起来。甚至连一些曾经还算正直的大臣，也随风而化，附合君主，谄媚争宠。

有些史家在评价他时，便根据李世民的晚年断言他是位善于粉饰言行的人，即口头上说得相当漂亮，实际上却不能言行统一。这个观点当然并不完全正确，从李世民的性格分析，他出身军旅，行事刚猛，而做了皇帝以后，不得不修饰言行，注意维持自己的贤明形象，加上他希图长治久安千秋万世之意甚切，所以对自己的本性便甚为克制。到了晚年，自感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对生命的担心使他任性的脾气逐渐占了上风，因此做出许多与贞观前期判若两人的事。这并不能说他言行不一，只能说是个性使然。

一个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种是已经死去的人，一种是尚未出生的人。只要你是人，就必然要犯错，关键还是少犯错，犯小错，基本上不犯大错。著名的荣事达在经营管理上也曾犯过不少错误，由于有较好的经营管理机制，强调法治，淡化人治，在资本积累的几步棋上走对了，他们企业的生产工艺、装备水平提高了，产品开发提高了，人员管理水平提高了，内部的积累、约束机制也有明显提高。

绝对权力可以导致专制、腐败，没有约束机制是根本行不通的。李世民犯错又犯傻，是因为他手中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荣事达的领导决策层，既不犯法，又不犯傻，还能不让人们有争论，就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相对的，他们的决策过程有法制作保障，透明程度很高，自然是没有争论了。不犯错不可能做到，不犯法、不犯傻却有可能做到。关键还是要有“阳光机制”和“法律机制”做保障。

对事物价值的判断，往往是有不足的一面。身为一个有见识的领导者，客观衡量事物，有时甚至还包括自己不可妥协的原则。领导者应该从内在外在等条件，广泛考虑，客观衡量，才能得到正确答案。这一点，有时候还包括自己不可妥协的原则。只有做到这样的地步，才能算是一位有见识的人。领导者必须靠大家提出的合理建议，作为警惕自己的标准，防止自己做错事。

重猜忌，不肯采纳别人意见

有道是“神龟虽寿，犹有竞时”，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也只有那么十几年的工夫，转眼即是华发之年。然而，这种人生的轮回对于李世民来说毕竟过早了些，太快了些，李世民不到五十岁便已进入了人生和事业的晚年。

晚年的李世民疾病缠身，于身体始终走下坡路。由于深知自己病情的严重，李世民对身后事的忧虑越来越重。回想自己以英明神武而取得天下，制驭群臣，而自己的继承人李治却如此软弱无能，能否使群臣俯首，能否固守大唐基业确实难以预测。担心自己百年之后，李治会遭强臣所制，也担心有人会利用李治的宽厚图谋不轨，而自己一定要在生前替李治除掉他自认为的潜在危险。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李世民猜忌之心越发严重，从而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

早在李治初立之时，李世民就开始为他清除身边的危险，例如，李世民曾经考虑过改立李恪为太子，但遭到反对。此议不成之后，他立即对李恪加以告诫：“父亲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别人说，儿子能够忠孝就好了。如果不听教诲，忘弃礼法，一定会受到惩罚。到那时，父亲再爱儿子，又有什么办法呢?从前，汉武帝死后，他的儿子汉昭帝继位，燕王刘旦一向骄纵，对昭帝不服，霍光仅送去一纸诏书，就使他身死国灭，做为臣子的人，不能不谨慎小心。”

贞观后期发生的刘佑和太子李承乾之乱，在李世民心中投下了难以消失的阴影。他执政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重大而又集中的背叛事件，特别这两次事件的主谋都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尽管叛乱和政变没有酿成大祸，但李世民已深刻意识到，他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

综观贞观年初期，李世民对大臣们，特别是对一些他所亲近的大臣是非常信任的。然而，当太子李承乾之乱发生后，他的猜忌心理便急剧地膨胀起来。他转而觉得，自己的儿子和近臣并非完全可靠，他们过去可信、今天也还可信，然而明天却未必没有可能会走到自己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可能一旦出现将会更加危险，小则动乱，大则失去江山。基于这种认识，他由此暗暗确定了一个信念，即：今昔有所不同，对大臣不能完全信任，必须随时提防他们可能做出的不轨行为。

在李承乾事变中，李世民以叛逆罪杀了凌烟阁功臣之一的侯君集，这是他执政以来第一次诛杀这样功高位崇的大臣。自此之后，他恪守已久的“用人不疑”的信条就被抛弃了，代之以猜忌和不信任。刘洎太宗猜忌病症的牺牲品。

刘洎此人忠直敢言，有似于魏征。李治刚被立为太子，刘洎便向李世民上疏，主张朝“尊贤重通”的方向培养太子，很合李世民心意。可以看出刘洎作为一个性情忠耿、直言敢谏的大臣，还是颇得李世民信任与爱重的。

但是随着李世民思想的蜕化，猜疑之心日重，素受重视的刘洎也渐渐失去了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刘洎和崔仁师、岑文本又都卷入了立太子的纷争之中，他们三人是魏王李泰的支持者。魏王李泰失败后，他们自然被作为魏王李泰一党先后遭到打击。崔仁师先因“忤旨”被贬，后来褚遂良又告他有“罔上”之罪，黜配龚州。

贞观十九年（公元644），李世民征辽失败，还在途中患病。车驾至并州。太子李治率百官前来迎驾。褚遂良问起皇上的病情，刘洎垂泪道：“圣体患疽，极为可忧。”不料褚遂良因厌恶刘洎，见到李世民却无中生有地说：“刘洎说：‘国家之事不是忧，此时正当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天下可定矣。”’伊、霍即商代的伊尹和西汉的霍光，因商汤王、汉武帝死后，幼主即位，他们二人都辅佐过幼主掌握大政。李世民听罢十分恼火，说：“我尚健，他竟然这样。”

李世民病愈之后，召刘洎质问，刘洎照实回答，李世民又召马周对质，马周证实刘洎所说是实，但褚遂良却一口咬定刘洎所说是“行伊霍故事”。本来此事既然证据不充分，就不能定案，然而李世民却转了念头。他联想到刘洎以前说过的话，认为他很有可能在自己死后左右朝政，太子仁弱必制不住此人，留之恐有后患，于是下令赐死刘洎。

就这样，一位职高位显且有丰功伟绩的宰相在谗言诬陷之下，被疑心过重的李世民送进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