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网上叫Anne,他在网上叫Polo,他们在网上相识了三个月,很投缘,他说想见她。没有理由拒绝,她终于同意了。
见面地点约在军博对面的汽车站。约定的时间慢慢临近了,她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一会儿怕他不会赴约,一会儿觉得自己做事欠妥,于是,她去求她的好朋友,一个很活泼的女孩,替她去见他。
她们提前十几分钟就来到了约定的地方。她之所以选个车站见面是因为她看中了车站旁的麦当劳店。从二楼的落地窗向下看,车站上的一切尽收眼底。她的好友去车站等他了,她买了一包薯条走到窗前,那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桌旁一个大男孩正一边喝着饮料一边翻杂志,于是她在另一张桌子前坐下,向外望望,她的好友正好在她的视线之内。
好像过了很久,她看见了他,一个很符合她标准的男孩子,穿着他说过的那件蓝色的T恤站在她的同事面前,她觉得有点欣喜,不只是因为他举止大方,还因为她正回忆着他们那些网上的对话,他和她的观念经常不谋而合,更何况还有他那种特有的幽默,经常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她兴奋地一边想一边看,慢慢地她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头:俩人前仰后合地笑着,最后,他们越靠越近,居然——他居然拉起她的手,两个人一起向她的视线以外走去。
她的目光“紧紧”地追着他们俩,直到她的头“咚”的一声撞到了厚厚的玻璃窗上。她一手捂住头,觉得好疼。好像被朋友抛弃在垃圾箱里,她的气愤程度简直无以言表。
忽然,邻桌的那个男孩坐到她的对面,关切地问她:“碰疼了没有?”“你?”她有点发蒙,他接着说:“我是Polo呀,想跟一个叫Anne的女孩见面,可是你不知道,她这个人心眼儿多,还胆小。所以我表弟自愿在楼下‘对付’她的帮手,让我在这里等着我俩的约会。”她这才留意到他也穿着蓝色的T恤,举止很像楼下的那个男孩。她浅笑着低下头,觉得脸好热,好热,只是头不疼了。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个故事很感人的,至今仍不能忘记。我写出来让大家看看。
那天清晨,县城城西老街的一栋居民楼突然起火了。那是40年代修建的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木楼梯、木窗户、木地板,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眼见火越烧越大,居民们纷纷往外逃,没想到才逃出一半人,木质楼梯就“轰”的一声塌掉了。剩下的9个居民好跑到惟一没烧着的3楼楼顶,等着消防队救援。
消防队不一会就赶到了。可让他们手足无措的是:这是老巷子太窄太密了,消防车和云梯根本就过不去。情形已不容多想了,大火随时都可能烧到楼顶。眼见着底层用以支撑整幢楼的粗木柱被烧的“吱吱”直响,随时可能倒塌,消防队长毫不犹豫地拽过一条散落在地的旧毛毯,和其他三个消防队员一起拉开,对上面大声喊:“跳!一个一个地跳下来,往毛毯上跳,背部朝下”。
为了安全起见,他亲自示范类似背跃式跳高的动作。只有背部朝下才是最安全的,而且不容易撞破旧的毛毯。
第一个男人跳下来,屁股着地,可没有受伤;一个小男孩跳下来,背部着地1……人们的动作越来越规范,顶多是从毛毯上滚下来时有些擦伤。可是还有一个裹着大衣的女人站在楼顶犹豫着不敢跳。
火势越来越猛,一根柱子燃烧着忽然“喀嚓”一声断了。人们惊叫起来,消防队长的喉咙都嘶哑了:“跳啊,快点跳下来”。小楼晃**了一下,女人终于下定决心跨过护栏跳了下来,在场的人都惊呼起来:她用的分明是跳水的姿势,头朝下。女人坠落在毛毯上时由于受力面积小,毛毯“呲”的一声裂开了,女人的头部撞在地上,顿时鲜血流出来。
这个女人真笨啊,前面的人跳的多好啊,看也看会了,在场的人都这么想。
奄奄一息的女人躺在消防队长的怀里,她的大衣敞开了,大家这才看到她的小腹高高隆起。“已经8个多月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剖腹,孩子还能活……”女人用微弱的声音说。
这一幕在场的人都看到了。女人被送到医院了,人们不知道她后来是否活下来。可是人们却记那一刻的时间似忽停止了,因为所有的人都为之感动。那是一个对于孩子来说是最安全的而对母亲来说是最危险的姿势啊!
我以前听人说过在煮黄鳝时发现它熟了后头尾呈弓型的,肚子翘起来露在滚水的外面,当剖开鱼的肚子时才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全是鱼子。
原来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心里最安全的永远留给孩子!
那才是天使的目光
我不喜欢医院。每当穿过长长的走廊,嗅着医院特有的味道,我就会感到非常苦闷。我觉得,那不仅仅是福尔马林的气息,在其中,还弥漫着寂寞、痛苦、绝望……但我别无选择,我是这里的护士,在这所医院的肾内科上班。
她那么瘦,瘦得出乎我意料,一件宽大的蓝条衣服松松垮垮挂搭在她的肩膀上,裤脚还沾着泥斑。她挣扎了几下,惶恐地转过头,仰起脏兮兮的小脸看着我。看她的样子,大约只有八九岁。
这下我看清了,她手里抓着一只空点滴瓶。我迅速夺过瓶子,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她的嘴角抽搐一下,忍不住吸了口凉气。这时,我才注意到,她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
“捡垃圾别到医院来,这里有传染病。听到没有?”我斥责道。
她抽泣着说:“阿姨,我不是捡垃圾的,我妈妈在医院看病。”
原来是新住院的病人家属。我不再理会她,转身走进值班室。小女孩呆呆站在走廊里,透过玻璃门望着我。过了一会儿,她贴着门框,低声说:“阿姨,我叫小梅。”我随意点点头,她又走近几步,怯怯地说:“我妈妈住在402病房,她很疼,可我爸爸不在了,我陪妈妈治病。”
我忽然有些不安,不由多打量了她几眼。她干脆走进值班室,倚在桌边,脸上还挂着泪痕,却用力笑了笑,说:“阿姨,你的眼睫毛真长啊。妈妈说,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都是天使。”我心里颤了一下,为她真诚的语调,也为她纯净的目光。但是,说实话,我是很讨厌医院的,我不想让自己多姿多彩的青春年华消磨在这一片单调枯燥的白色里。我勉强地对她笑一笑,问:“你怎么不上学?”
“等妈妈病好了,我就去上学。”说到上学,小梅似乎高兴起来,“我家隔壁的丽丽比我小一岁,都上二年级了。”很快,她又低下头,眼睛里充满同龄孩子没有的苦难和沉重。我拉过她的胳膊,往她手背的伤口上涂药水,她使劲地抽鼻子,我以为她很疼,便放慢了动作。“阿姨,我不疼。”小梅懂得我的意思,笑着说。
我摸摸她的脑袋,“回去吧,妈妈该担心了。”她却不走,迟疑着,盯住桌上的空点滴瓶,终于鼓足勇气,对我说:“阿姨,这个能给我吗?我想用它卖钱。妈妈治病要用好多好多钱,我已经攒了15块钱了。”“瓶子卖不了几个钱,而且不卫生,都是别人用过的。”我耐心地劝她。她点点头,最后看一眼瓶子,出去了。
后来,我断断续续从同事那里得知,小梅的爸爸去世早,妈妈下岗以后做了钟点工,收入勉强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却不幸患了尿毒症。
我很清楚,小梅妈妈的生命,只能依靠几天一次的血液透析维持。肾移植需要十几万元手术费,听说她们勉强凑了些钱,但还有七八万元的缺口,无法补齐。
可能因为那天的对话,小梅把我当作了救命稻草,尽一切努力讨好我。如果我脸上稍稍流露出厌倦,她就像做了什么错事,变得惶恐不安。有时我想,为了这个可怜的孩子,也许我脸上应该多一些笑容。
小梅大部分时间就坐在妈妈床边,握着妈妈的手,小声跟妈妈讲话。在妈妈面前,她很少流露出忧愁的神情,总是努力在笑。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本应赖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她却懂得什么时候应该笑,应该怎样去努力适应生活。
她们母女每天只吃馒头和咸菜。一天中午,小梅随口说道:“妈,我刚才看到隔壁房子里那个人在吃香肠呢。”小梅妈妈干瘪的嘴唇哆嗦了两下,很快转过脸,望着窗外,用手掌在脸上飞快地抹了一下。小梅立刻站起身说:“妈,我以后不看别人吃饭了,你别难过。”
我正从外面进来,看到这一幕,眼里忽然就涌起一团水雾。小梅见到我,高兴地跑过来,大声说:“阿姨,我想借你的圆珠笔用一下。”我颤声说:“好啊,小梅是不是要学习了?”小梅的妈妈转脸看看我,苦涩地笑了。那是个30多岁的女人,却显得异常苍老憔悴。
小梅拿了圆珠笔,跑回病房,拉过妈妈的手腕,先画了一个蓝色的圆圈,又在圆圈里画了一些标记,然后兴奋地抬起妈妈的胳膊,对我说:“阿姨,这是我给妈妈买的手表!”小梅妈妈的手无力地耷拉着,像一根枯萎的树枝。小梅紧紧握着妈妈的手,蓝色手表的图案在那一刻凝固,世界仿佛都退到了她们身后。
那天,我很伤感,这种感觉以前从没有过。但是,这种伤感是有收获的,它让我同时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那个被苦难缠绕的小女孩,身上就充满了这种力量。
患了尿毒症的病人,体内毒素达到一定量而排不出去时,会非常痛苦,一旦经过血液透析,看上去又会和健康人没有多少区别。每次透析之后,小梅都以为妈妈的病好了,小梅妈妈也做出幸福的样子给她看,和她一起在医院的草坪上玩耍。但是,一次又一次透析之后,小梅终于明白,这只是一场接一场的梦。梦醒之后,妈妈就会躺在**,像要死去一样。她无能为力,只能用幼小的心灵承受这一切,并珍惜每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