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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历程1（第5页）

“法国法律是平生所见所闻的最不可思议的政治诡计。可口可乐对美国大兵无害，却有害法国人的健康。”福勒说，“美国大兵当年从纳粹的铁蹄下把法国解救出来。现在，好心肠的山姆大叔会感到，真的是好心不得好报。”

“可口可乐危害法国的健康和文明，该公司的广告如同纳粹的文章一样毒害人心。”法国《世界报》立即作出了反应，“法国的道德标准将面临挑战。”

法国舆论界随即响应。群起反击美国。法国权威的知识界人士洛蒙·阿宠表示，由于可口可乐取代了法国最高贵的产品——酒，法国文化的沦夷可以预见。法国共产党副总裁吉纳德·杜博瑞在国会发表长达七小时的演说。

慷慨陈词大康挞伐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的卡车被激烈的法国公众推翻，瓶子给打碎了。可乐犹如河水般四溢。尽管如此·洛普等可口可乐的高级大员们仍然相信。只要付出时间和耐心，问题终将解决，所以，在争吵不休的同时。他们也快速的在法国兴建工厂。一九五○年七月，可口可乐公司商标权律师纳达斯写道：“当法国人在可口可乐工厂和卡车上投资数百万以后。就会想办法使事业免遭干扰了。”

他建议，“公司应该同法国的酒类。果汁、软性饮料等经营商签约，这样，就同敌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了。”

纳达斯讲得对。可口可乐借助合作结交了一些法国朋友。有个法国戒酒运动的领导人还替可口可乐讲好活。他说，自己的同胞中有一半是酒鬼。

在法国造成的争论，不仅无碍于可口可乐，反而推动了它的销售。有”

位公司主管说：“也许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产品像这样，免费获得了这么多的宣传。”

此外，法国的年轻一代把可口可乐当作摆脱父母权威的一种象征。

销售虽然有了进展，但法国人还是深怕可口可乐会支配他们的国家，短期内无法认同。这之后数十年间，平均每个法国仔对可口可乐的年消费量也一直低于大部分国家。正如一个记者所说：“可口可乐要想让法国人离开葡萄酒？做梦！”

可口可乐在五十年代中期面临来自世界各地的威胁和流言蜚语，尤其以欧洲为甚。意大利有些党派称，可口可乐会使头发变白，还将引发一种名为“可乐结肠炎”的不治之症。奥地利报纸对维也纳市民说，可口可乐将大肆倾销咕咕钟，报时的声音将变为“可口，可乐，可口，可乐”。还有传言称，奥地利境内的可口可乐工厂实际上在制造原子弹，而且替奥国人的胃把关，因为“可口可乐会整垮肚子，弄坏身体。”

在比利时，”酿酒业行业协会在从业者的敦促下，买断了可口可乐的经销特许权，然后一瓶也不卖。该国卫生署长称，可口可乐是有害身体的通便剂。

在摩洛哥，替百事可乐撑腰的法国分子同可口可乐迷相互攻击。在塞浦路斯，汪达耳人后裔以锤子和镰刀击坏可口可乐的布条。即便在英国，也有个工党女党员在众议院奉告国人，切勿花钱买美国饮料。

在瑞士，政府的卫生法令以可口可乐含有磷酸为由，禁止销售。该国的矿泉水。果汁和啤酒的从业者联合对抗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方面派遣波克·尼科森赴瑞士平息烽烟。这位代表发现，公司有些人的报告太过夸张了，声称在瑞士打的广告之多，足以掩没阿尔卑斯山谷，而实际上，他说，“公司的事业在该国尚处于萌芽时期，好比有人尖叫‘有蛇！有蛇！’结果爬出来的只不过是一条毛毛虫”。瑞士的“抵制可口可乐中心”自行编印刊物，在媒体上发表攻击性的文章。可口可乐一直保持低姿态，耐心十足的推广产品，市场逐渐打开了。

可口可乐将德国饮料业联合办公室称之为“阴谋总部”。这个由德国的酿酒业界和软性饮料业界结成的组织，宣称可口可乐不是什么宗教圣物，只不过是群众麻醉剂。

无论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只要有可口可乐，就有一大堆流言。

菲律宾人则说有人掉进桶里，尸体溶解以唇增加了可口可乐的风味。公司方面立即反击，说是有人掉到桶里，不过那是百事可乐桶子。

可口可乐在日本只有在美军中才买得到。日本人一般认为它会使妇女不孕。巴西有人说可口可乐会致癌，还将使男人性无能。可口可乐人则意味悠长地对顾客悄悄说：“这玩意儿其实是壮阳的。”

派驻海外的可口可乐代表们知道，只有通过试饮的方法才能使人们领略到可口可乐的美味。可是，很多人争先恐后的摆出令人作呕的笑容讲述这种饮料的口味：味道像狗吃的药，只有一个日本侍女说可口可乐像“初恋的苦与甜。”

在宗教领袖认可可口可乐的地区，公司方面极其小心地与当地文化打成一片。

福勒参加爱尔兰装瓶厂开工典礼时，同天主教神甫一道，为新厂祷告。

可口可乐的一名主管说：“可口可乐要拉拢的主顾是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是好客之人。”所以公司要求代表必须脾气好，适应性强，一切为了让人喝下这种褐色饮料。他们希望可口可乐成为每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成分，融入世界各地的生活和风俗习惯。

南美是西半球兔于二战的未开发市场，可口可乐还在二战中就已畅销于这个地区了。战后，这个市场尽管流言四起，但仍然快速发育，战后成立的世界银行配合“马歇尔计划”，在拉丁美洲展开多项计划，同可口可乐有着良好的关系。

与此同时，波尔·柏克借鉴凯特在德国实施的铁的纪律，在阿根廷建立了可口可乐王国，他鞭策部属努力工作，也严于自律，兢兢业业干事业。他作风专断。或许正因为此，他使公司的事业在艰难的状况下发展得红红火火，纽约总部命令他把利润汇回去，但他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不执行总部的意旨，把钱再投入阿根廷的可口可乐事业。

可口可乐在南美克服了种种偏见。巴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九五三年声称：“可口可乐是彻底摒弃腐旧观念的象征，是巴西未来光明、健康、坦白、单纯、力量和希望的象征。”

力了促进业务的发展，可口可乐的业务代表法兰克·哈罗德周游列国。

可口可乐五十年代创造的辉煌业绩，在他的日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述：“无论在哪里，体会一个城市的最好办法，就是穿上可口可乐制服，跟着业务员，坐着可口可乐送货车到处跑——从最豪华的饭店到最穷的贫民窟。可口可乐的制服就是最好的通行证，哪怕到处都在杀人抢劫，虎狼当道，也能一路畅行。”

“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哈罗德时时这样自问。答曰：那是可口可乐无所不及的销路。他在香港看到黄包车；在菲律宾看到妇女和儿童把可口可乐顶在头上；在摩洛哥见到了平生所遇的最美丽的有色人——名妓玛丽嘉；在埃及他甚至跟国玉法老一起打屁、说黄色笑话。

五十年代，有一任可口可乐总裁声称：从来不喝牛奶的人也会喝可口可乐。

五十年代初期，出国旅游的人没人能躲得过可口可乐的红色招牌，一位英国作家说：“可口可乐犹如当年传染全球的麻疹一样。”这种比喻，公司可能木大喜欢，但却很希望有人这么想。

可口可乐人有一个最喜爱的故事，没有听说过二次大战的墨西哥印第安人，一提到可口可乐，马上就咧嘴而笑：“可口可乐，棒！”

玩遍了半个地球的一位美国旅客在穿越撒哈拉的途中，问司机何时能抛掉文明的痕迹。这个土著司机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解释道：“那就是说我们何时能走到一个看不见任何可口可乐招牌的地方？”司机耸耸肩，“永远也不可能。”他随手一指，沙丘后面慢慢浮现出可口可乐的大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