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在《白糖忧郁症》一书中,作者威廉·达夫将人类大多数疾病都归因于可口可乐的主要原料白糖。他写道:“推销白糖者是我们的掠夺者,他们把我们引向**,他们兜售的是一种非常非常甜的人类农药。”
他宣称:“只有最强健的人方能存活下来,而其他人则将淹没在另一次如《圣经》记载的大洪水中。不过,这一次的洪灾不是水,而是可口可乐。”
一九七四年,当奥斯丁还远在非洲长途旅行之际,洛普认为权力转移的时机业已成熟。经他力请,一位外来的顾问建议可口可乐总裁需要获得更大的授权,换言之,邓肯应当握有可口可乐的实际大权。
然而,邓肯在董事会里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洛普似乎有些拔苗助长的味道。
奥斯丁从海外归来后,发现情况有变。他愤怒地冲到董事会,要求邓肯辞职。在一场激烈的会议上,奥斯丁战胜了。他成为向洛普挑战成功的第一人。
据一位同事的回忆,洛普和奥斯丁的关系一直是爱恨相交,“前一分钟他们像父子般亲密,后一分钟又像两只呼呼低吼的猫,战斗一触即发”。现在,这个年轻人在开国元老面前维持了自己的独立,而且一战定输赢。
奥斯丁赶走邓肯以后,将洛克·史密斯提拔为公司的总裁。一九四○年加盟可口可乐的史密斯是一位受欢迎的传统的可口可乐人。他很聪明,但不是充满爆炸力的领导人,事事都仰望奥斯丁。
尽管一九七五年第一季度可口可乐的全球销量跃上高峰,但数字背后潜隐着警讯。事实上,在本土的营业额还低于前几年。可口可乐虽然推出了精美的广告,但百事可乐还是逐渐地蚕食国内市场。奥斯了不得不加大海外拓展的力度。
奥斯丁为了控制幅员辽阔的可口可乐帝国,越过正常的出口公司一级,派遣总公司的高级科技人员在全球巡回监控配方原料,这些高级科技人员中包括负责调配最高机密七x配方的克科夫·谢林格洛。这个配方一次只能让两三个人知道,因此他们从不同乘一架飞机。谢林格洛在登机赴伦敦补充机密配方七调前感到心口疼痛。一到伦敦,心脏病当场发作。
亚特兰大在得悉谢林格洛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和知识争夺。七x配方的继承人梅博士复出,指导一名叫做罗伯多·古斯威塔的年轻化学家。这位化学家来自古巴。洛普的助理琼斯告诉他:“梅博士已经向古斯威塔传授了采购极度敏感原料的方法。古斯威塔现在成了完全进入状态的第二号人物了。”于是,梅博士和古斯威塔分乘不同的班机,飞赴伦敦重新补充七x配方的库存。_
与此同时,莫斯科谈判代表鲍渥特从另一轮谈判归来。他把谢林格洛从伦敦走私的肉桂带回,偷偷带回了亚特兰大。
谢林格洛尽管适时康复了,但却没有重新掌权,于五年后去世。古斯威塔从此进入了权力核心。对可口可乐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盛开的日本市场在七十年代初带给可口可乐的利润占总利润的18%,成为可口可乐最大的海外市场。
经奥斯丁提名,岩封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第一位在日本土生土长的日本出口公司总经理。尽管岩村是位聪明的化学家,但却称不上是位优秀的经理。
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心思复杂,一次能看到二十七个不同的行动计划,但就是无法付施实现。”
由于当地的美国经理没有就几个巨大的二十盎司家庭瓶的爆炸提出传统的日本式道歉;从而引发了日本舆论界的强烈关切,使得可口可乐的事业雪上加霜。尽管奥斯丁指示装瓶商不惜成本地改用超强塑胶瓶,但是另一个更大的灾难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强大的消费者运动反对芬达汽水添加人工色素。示威者愤怒地捣毁了贩卖机。芬达汽水的销量狂跌。可口可乐为了挽回局势,开发出一种用真正的葡萄皮作为色素的新的芬达汽水。可是没料到夏天一至,日本全国各地店铺架上的芬达汽水都开始发酵,瓶底留下一层对人体无害但有碍观瞻的沉淀。这样,导致数以百万箱回收的芬达葡萄汽水被倾倒近太平洋,东京湾的海水连续几天都被染成了紫色。
哈克森知道奥斯丁在向他伸手求助。他犹豫着问:“为什么不派一些年轻的小老虎去呢?”
“我们需要经验丰足的人才能将局势扭转过来。”奥斯丁解释说,“我要你去的真正目的,在于日本人尊敬古老的事物,而你正是一个老混蛋。”
事实上,奥斯丁采取这一步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哈吉森是洛普的外甥。但他深知哈吉森对于裙带关系的指责十分敏感,所以他没有提及这一层。
在可口可乐这员老将披挂出马后,日本的装瓶商们果然表现出了适度的谦逊。他们知道,富于传奇色彩的“老头于”洛普调遣他的血亲拯救他们来了。哈吉森一到任,岩封就被打入冷宫。哈吉森立即和装瓶经销商们建立起友善融洽的关系。他疾呼“回归原点”,运用一些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性行销手法,集中精力为代理商和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他为装瓶商安排了为时一周的欧洲旅游活动。举办一项吸引两千万人参加的大抽奖活动。
一九七八年,五十九岁的奥斯丁开始逐渐走向老年痴呆症的恐怖的下坡路。但他相当善于保护自己,鲍握特称他是“伪装大师”。一向高做冷峻的他,现在更是只同最亲密的朋友会面,其余人一概拒不相见。他的健忘只属于偶发性,所以这种办法十分有效。他仍然居于企业的实际领导地位。
一九七五年始建的耗资数百万美元的二十六层新办公大楼,在他的一手策划之下进行。由于世界工业日益复杂,他于一九七九年对可口可乐进行了改组,将公司划为三大集团,名义上对总裁洛克·史密斯负责。同时,可口可乐外销公司也搬到了北街,由总公司严密监管。
三大集团的领导人都本领高强,任何一个都可能接替奥斯丁。德国人克劳斯·哈利在一九七六年前任出口公司总经理,他具有温文有礼、重视细节的工作作风。南非人伊安·威尔逊在五十年代曾受教于奥斯丁,脱颖而出,他最近使加拿大的可口可乐事业起死回生,他是个具有雄心、修养好,作风强硬的经理。土生土长于艾荷华州的唐·启欧是一员行销大将,也是著名的“铁嘴”人物,他是在一九六四年从邓肯食品公司过来的,很快就像一个老可口可乐人了。
研究人口特征的专家们自从《商业周刊》杂志一九七七年发出“软性饮料工业添霜发”的警告后,就纷纷预测,结果显示,软性饮料工业前途黯淡。
战后的婴儿潮已告结束,国内市场似乎呈现饱和状态,未来的发展只能依靠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此外,尽管可乐依然占据了软性饮料六成以上的消费,但却由于纷纷出现针对特定顾客的新饮料而面临激烈的挑战。
一九七九年,可口可乐的装瓶经销商们收到奥斯丁的信,都倍感震惊。
他们深深拥戴的洛克·史密斯,年仅六十岁,就被奥斯丁宣布“由于个人因素退休”了。奥斯丁说:“董事会还没有提名继任人选,我会暂时接下总裁的职务。”大家纷纷猜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可口可乐里,众所周知史密斯一手促成了装瓶经销商的台约,他穿梭全国,可以在电话上连续讲上几个小时。
为了休息身心,他于八月份到亚特兰大北边的湖中船室上度了两周假。他在一个星期五接到了可口可乐财务长通知他奥斯丁要求他回去的电话。
奥斯丁为什么突然解除了史密斯的职务,没有人知道、但是,奥斯丁日渐恶化的老年痴呆症一定是原因之一。他在早些时候召开的经销商大会上发表简短致辞时频频忘词。而且,为了避免让观众看到他发抖的面部,他拒绝工作人员用摄影机把他的影像打到大荧幕上。稍后,当他飞抵新奥尔良发表演说时,却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他知道自己不对劲了。他的反应就是拼命抓权。
奥斯丁设立了副董事长的新职位,提名六个人来担任该职,任何一个都有接掌大权的可能性。《商业周刊》杂志的标题赫然写着:“可口可乐的继承又是一场赛马”。在可口可乐内部,奥斯丁的这种安排很快被冠以“打击犯罪小组”“选美大赛”的外号,还有人为此打赌。
奥斯丁的太太金妮·维得在奥斯丁病重以后开始在公司夺权。一九五○年邂逅奥斯丁时她在芝加哥装瓶厂担任秘书。丈夫神志不清后她试图帮忙,她对即将竣工的办公大楼的室内设计规划兴趣盎然。她用前卫派作品取代了可口可乐的古典油画,从而激怒了传统的可口可乐职员。大家称她为“董事长太太”,另有人则在她换上的前卫派作品上打上D或F的低分。
一九七九年底,亚特兰大市政府将玛格丽特·米切尔广场上的可口可乐温度报时器取消,代之以一个新辟的花园。这个巨大而古老的可口可乐景观闪烁了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可口可乐精神堡垒的象征被夷为平地,士气空前低落。
在军心涣散的困境中,可口可乐只带着一幅新广告迎向八十年代。装瓶商各自为政,诸侯割据。市场占有率持续跌落。同财经媒体的沟通也中止了。
一九八○年,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卡特总统宣布拒绝出席莫斯科奥运会。可口可乐同苏方签署的独家合约转瞬成空。
就这样,可口可乐带着一个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跌跌撞撞地走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