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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人的交际能力（第1页）

第二章中国人的交际能力

交际，交，本义交叉，进入和接触的意思；际，泛指合缝的地方，又指边。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可以促成个体与个体之间发生关系，从而促成事情成功。谦让是中华民族中人际交往的特色，中国人习惯于谦让与礼貌。这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中国人的交际能力，因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一切以和为贵，而达到和的途径有两种，一时自己，一是对方谦让，在不能保证对方的时候，自己谦让一下则是最为简捷的一种方式了。

至于“默默坚持”这个更是举世无双的。如前所述，它象一个鬼魂或者说是一种极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理念驱使着中国的考生年复一年地前去报考，古时有范进中举，现在则有数不清的高中毕业生落榜补习补习落榜反反复复。或者考到九十岁获得名誉学衔，或者不得不死而后已，遗憾终生。除了可笑地向世人表明自己非凡的执著以外，其他的似乎没有什么回报，或者是百分百地根本不可能有回报。这是中国人天赋的一部分，好比猴子具有非凡的攀缘能力、鹿具有飞快的奔跑能力、狗具有敏感的嗅觉、鹰具有敏锐的视力一样。相似的素质，就连商店门口最卑微的乞丐也可以体现。他一次又一次出现，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赶走被人们唾骂，但他一次又一次地乞讨，耐心丝毫不减，直到他成功地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枚铜板。于是他得出结论：忍耐，忍耐能给他带来成功，于是民族特性又一次的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1）在墓地等待

有一个笑话，阿拉伯人的头巾不知道被谁偷走了。于是失主毫不忧郁地奔向这个部落的墓地，呆呆地坐在进门的地方。别人对他的这一举动感到奇怪，于是疑惑不解地去问他怎么不去抓贼？他用平静而典型东方式答案回答了他：“他最后肯定要来这里！”这个消极坚忍的夸张故事不但可以发生在中国人个人身上，甚至其政府行为也有这样的烙印。

（2）躲为上的艺术

从1662年到1723年中国的盛世奇观，使得当时的统治者康熙皇帝比这时候亚洲的任何其他君主都要名声显赫，可以说是声名远播。不过，在这个伟大的中国统治者的执政期间，一个海盗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带横行霸道，其势力强大使得政府的战舰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伟大的康熙大帝想出了这样一个好计谋来对付这种情况：为了使住在这条漫长的海岸线沿边的居民不再受那个前朝遗留的维护者的骚扰和侵袭，他命令所有居民向内陆退回三十里（约合九英里），这样，那位前朝的维护者即使再强大也鞭长莫及了。结果可想而知，听话的人们普遍服从了这个命令，于是他们从此远离侵犯，生活重归平静与安宁，这个命令效果显著。而“国姓爷”失算了，他乖乖地后撤，转而满足于驱赶侵犯台湾的荷兰人，被封为“海澄公”，继而被朝廷顺理成章地安抚和消灭了。每一位读到这段奇妙叙述的外国人，都会对此评论表示极大的赞成：如果一个政府连组织一支结束海盗对荒芜家园的袭击的力量都没有，他又怎么可能强大到足以驱使这么多沿海的子民们承受巨大的损失而背井离乡，去往另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垦种植？显然，政府忍让了，屈服了。从此给天下留下了一个笑柄。

日本的“不”与中国的“能”

在这方面，日本人则做的完全不同。他们敢于说“不”。并不是凡事都要忍让都要退缩，在为自己的正当权益辩护的时候，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大胆地说“不”。近年来，我们可以越来越频繁的听到日本这个礼仪之都那清脆响亮毫不犹豫地说“不”的声音。日本出了一本轰动世界的书《日本可以说“不”》。一出版则成为日本的最畅销书，一年内再版十次，发行量高达十万册。此书主要论述了日本人可以对美国人说“不”，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人已经具备和美国抗衡的实力。不论是在科技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只有日本能生产1兆位乃至数兆位的半导体，而这种半导体是美国洲际和中程导弹的控制系统——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的支柱力量。

经济方面，美国的家用电器和汽车市场大部分已经被日本货所占领，日本的一些大财团接二连三地收购了美国的的一些大企业，如汉诺威制造公司、洛克非勒中心和好莱坞哥伦比亚公司。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日本已经直逼美国。而日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完全将责任推给了日本，逼迫日本做出让步，因此日本无须再忍气吞声，亦步亦趋，而应该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胆的拒绝美国的无理要求。实际上，以稳健著称的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一次关于日美贸易的谈判中，就已经公开将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赤字归结为美国人的懒惰和不思进取，从而拒绝了美国的贸易条件，成功地反对了美国采取的针对日美贸易的种种手段。日本已经长大成人，翅膀硬了，自然要和自己的保护人分庭抗礼了。

而上面我们所举的例子中，作为天朝大国的中国，竟然惧怕于一个小小的海盗和一些反贼，实力悬殊之大清晰可见，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忍耐性。

（3）军围垦荒田的传说

还有一个很多在华侨民仍然记忆犹新的例子，在此同样不得不提，此例也较好地表明中国政府的坚持不懈和忍耐。1873年，中国将军左宗棠在巴里坤和哈密安营扎寨，朝廷委派他去平息伊斯兰教徒的大暴动。这场起先只是星星之火的暴动，后来出乎意料地像野火一样燃遍了中国西部的广大地区并蔓延到了中亚地区。看起来所面临的困难是大得几乎无法克服。而且此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刊载嘲笑左宗棠的使命，嘲笑朝廷的昏庸，嘲笑他们幼稚的试图用贷款去支付沉重的军费的文章。但是同样出人意料的是左宗棠的军队到达暴乱地区仅仅一年，就进军高耸的陡峭的天山两侧，驱赶暴动者。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旦到达一个供应不足的乡村，就开始通过军围垦荒田，种植粮食来以备后用。边垦田边进军，凭着这股子耐力，左宗棠的“垦田大军”终于成功地克服了军需不足的困难，完成了艰巨的使命，有评论这样说过“左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历史记载中是最值得一提的”。

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忍耐力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可以做到静静地等待却无不怨言、忍受苦难却泰然自若，甚至可以做到心安理得。有人说过，可以通过研究一个人在在饥寒交迫而又浑身湿透之时的表现来测试一个人的素质，这是一种测试真实素质的最好办法。如果他的表现令人满意，就“温暖他，喂饱他，烤干他，这样就能造就出一个天使”。这样的看法常常出现在现代的文学当中：一个被剥夺了一顿饭的英国人和一头被抢走幼子的母熊两者同样危险。为什么隐含其中的道理不适用于英伦三岛上的居民，也不适用于所有的西方人是不难看出的。我们总是会受制于我们的肚子，尽管我们拥有那么多值得吹嘘的文明。这再一次证明了物质的重要性。毕竟物质是精神的基础。

（4）等待的礼貌

一次大约一百五十个为了出席一次宴会的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已经走了几英里路，但结果却让他们又失望又受折磨。他们原本指望十点钟左右坐下吃他们这天的头一顿饭，但由于许多始料未及的情况，他们只好站在一旁招待那些比他们人数还多的人。但是他们成功的做到了用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从容地看着受招待的这些人津津有味地吃着，这种从容比起西方来要先进许多。长久而耐心地期盼的经过了一场折磨的饭在开吃之时，又出现了同前面一样的始料来及的情况，而这一次似乎要令人恼火得多。这一百五十个被怠慢的人会有如何的反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预知他们会怎么办，如果他们是英伦三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乡”的居民。他们一定会一整天地怒容满面，在下午三点最后一轮宴席上坐下来之前，对他们的遭遇不停地抱怨，不住地怒骂。或许他们还会一致通过一个决议，给伦敦《泰晤士报》写封包含五个‘Now，Sirs’（现在，先生们）”这样的激愤之辞的信，尽管英伦三岛的人一向以礼仪严谨自称。但是在这一百五十个中国人没有做，他们不仅整天脾气很好，有礼貌地招待客人，平心静气地等待，并且用明显的诚恳和真正的礼貌不断告诉主人：等一等没关系，我们什么时候吃都可以。谁能在众多文明中举出哪一种足以承受这种突然而又沉重的压力并且足以和中国文明相比的呢？

当然，我们并不是在此如何如何地宣扬赞赏这种文明，号召大家都向它学习。试想，如果没有这种忍耐，他们可能早就吃上了一顿丰盛的午筵，并且得到了主人诚恳的道歉与补偿。

中国人的神经是我们无法用常理所能想象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明“神经麻木的图兰人”是以苦为乐的禁欲主义者就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中国人靠的不仅仅是毅力，更是耐心，以次来忍耐，而且后者常常比前者更难。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国人问一个外国医生视力还能不能恢复，接着又轻描淡写似乎很轻松地说了一句：他再也不用为眼睛烦心了，如果真的不能恢复的话。这个人听了医生斩钉截铁的否定诊断之后说：“这样我就心安了。”他的表现只是要告诉我们他能够忍耐病痛的折磨，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推断和想象的放弃，以及带着冷漠的绝望。我们已经认识到，忧愁好比铁锈咬噬刀锋一样，导致了现代生活中的一切祸害，这种威胁比狠命使用大刀阔斧还要伤人。中国人生来乐天安命，“知足者常乐”这句话被很多中国人奉为人生观的经典语句，见好就收也是很多人一向的作为，这对他们是很合适的，因为就这个种族整体而论，多数人都是为了非常实际的原因而深深忧虑，“杞人忧天”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一个笑柄。这个广阔富庶的国家，他的土地却时常遭受旱灾、水灾，人民常常要为由此频繁发生的饥荒而忧虑奔走辗转。而像打官司这样的威胁着成千上万的人的社会灾难以及其他令人恐惧的灾难，因为观察者无从发现，百姓也不知何时会祸从天降，所以人们省去了为此而忧愁的必要。我们经常问中国人，如果他的所以财产都被夺走，比如说土地、房屋，甚至还有妻子，他会怎么办？“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他们通常这样回答。我们又问：“你觉得事情什么时候可能变得严重呢？”他们经常这样回答说：“谁知道？或早或晚吧，听天由命好了，麻烦肯定大着呢。”这种状况造就出来的除了是无限的忍耐力，还会有其他的什么吗？忍耐力是这种艰苦条件的必然结果。我们从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忍耐的民族特性形成的部分原因。

外国人头脑里的中国人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当巨大灾难袭来之时，中国人认为他们需要忍受，于是他们会展现那特有的忍耐力。不幸的是，这种展现几乎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都可以看到。因为灾害在几乎所以的地域都可以发生。就拿外国人最为熟悉的那几个省来说，很少有幸免于旱涝及其带来的饥荒的。1877—1878年的那场波及几百万人口的饥荒，带来的横尸遍野，饿殍满地令目击者现在仍记忆犹新。那时，黄河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中原地区带来了千年不遇的巨大灾难。肥沃的土壤被埋在深深的沙砾之下，造成一片荒芜，颗粒无收。数以千计的村庄顷刻间毁于洪水，死者不计其数。而村庄里那些幸免于难的受上帝恩赐的人被迫背井离乡，没有家园，没有食物，没有温暖，没有希望。这并非由于他们本身的过错而突然间家破人亡，陷入绝境，走投无路。在任何政府看来，这都是令人措手不及的灾难，是需要极强的实力以及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对付得了的。这些人毫无防备就陷入饥荒的人，如果他们联合起来迫使那些有食物的人分一点给他们，这不是再自然简单不过的吗？但自然法则是自我保护，于是人们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而受苦。

的确，有些大城市也对饱受贫困的人进行了救济。但可能因为实力，或者因为人为的因素，救济的数量有限，救济的时间也很短，对于缓解如此严重的灾情，丝毫不起作用。朝廷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对难民今后的归宿问题不好解决。朝廷无能为力帮助百姓进行土地重垦、房屋重建，重建家园的任务沉重地落在了百姓自己的身上，新环境下继续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只能由他们自己去面对。但是如果朝廷能免去税赋，就等于为老百姓做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给了他们莫大的帮助。然而，朝廷从不免税赋，不知是智力方面没有想到（这方面我想聪明地能对付的了犹太人的中国人是不可能的），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为什么这些贫穷、饥饿、寒冷而又绝望的无家可归的难民不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去向灾区的地方官员要求救助，去声讨，去抗议，却宁肯在遭受洪水与饥荒的地方象孤魂野鬼一样四处游**，像动物一般觅食？同样的情况下，对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来说，早已熟悉了“要么面包，要么流血”的革命呐喊，因为这些东西如同家常便饭一样平常。可能地方官员也的确无力满足他们全部的要求，但至少他们可以被迫做些事情，可以为今后更多的事情开个好头。即使没有物质的帮助，也应该可以得到一些精神的鼓励与支持，让他们在重建家园的路上多一些信心与安慰。而如果他不能“安抚”百姓，他就会被撤职，由其他更负责的官员接任，怎么说也为今后开拓了一些道路。反复追问饥荒中的中国人不实施这个计划的原因，我们听到的一个经久不变的回答是“不敢”。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你可以反驳他的说法，对他说：起义死与饿死一样，都是不得好死，倒不如去争一争，去试一试，尽管起义也许不怎么说得过去。但回答还是：“不敢，不敢。”中国人是真的懦弱吗？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不采用这种做法是有理由的。他们凭借一种本能就可以认识到这个计划只是枉费心机，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中国民族又是个注重实际与实效的民族，因而他们几乎不可能去试图联合起来。然而，我们相信，中国人的无限的忍耐力是主要的原因。没有忍耐力再胆小再实际的人也会疯狂也会失去理智地去博一博。而无限的忍耐力给中国人以无穷的冷静。正是这种无限的忍耐力所带来的冷静，使中国出现了最悲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近在咫尺伸手可得的粮食面前默默地饿死，而那些粮食多的都装不下。中国人对于这种死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自古以来有无数的中国人效尤。于是他们心肠都变硬了，好比一名老兵对打仗的恐惧已经熟视无睹，而一个外科医生看见血如同看见水一样平常。受这些苦难折磨的人，一生都受着折磨，尽管他们并不是每次苦难都有这么巨大这么难挨。灾难一旦降临，唯一的方法是承受是忍着，因为不可避免而又毫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