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02（第1页）

02

而日本人的纠纷都可以通过心平气和的调解来解决，我们看看日本中介机构的发达就可以知道。他们总是通过中介机构的私下调解而解决矛盾，不会象中国人这样到处谩骂，弄的众人皆知。比如说，日本也有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新产品法律，但是日本的公司当遇到因产品质量而造成伤害的案子时，常常会委派一个得力的调解人去和受害人协商，私下了结这件事情。调解人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携带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而受害人自然也乐意接受这样一种实惠的处理方式。同样，在东京，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解离婚、交通事故、邻居纠纷等一类矛盾。这样的做法既不惊动他人，又能让双方都省时省力，得到实惠，比之于中国人徒劳的骂街，确实先进许多。

中国人如果认为自己很受委屈，那么这股从骨子里冒出来的气就是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抑制的了，因为这是一种突发而又完全失控的气，来势汹汹，轰轰烈烈。确切地说，不知他会气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他会疯狂到什么程度。我们曾经听说，一个要求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传教士为他作洗礼的男人在受到了委婉的拒绝后，他立刻拿起一把刀子威胁这位传教士，试图用一场战斗来强迫传教士为自己作洗礼。所幸的是，大多数信教者对这种凭借武力进入天国的方法不感兴趣，因为天国的平静与武力是格格不入的。但这个潜在的原则却始终为中国的各种社会生活所奉行，被视为一种快捷的达到目的的方式，而没有人考虑它的风险。一个要求经济帮助的老妇人，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不”，那她就会躺倒在你车夫的骡子跟前，用这种抗议手段来要挟。如果被压着，那她就更有利了，她就会有理由让你永远供养，或者赔付一笔数目可观的生活费。现在街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乞讨的小孩，如果不给他钱，他就用他脏兮兮的手拽着你的衣角，知道你会厌烦，于是你就不得不给他钱。这样的小招术一定是小孩的父母教的，从小就受到了如此良好的教育，无怪乎这种性格会一代又一代香火不断。在笔者所住的那个村庄里，曾经有一个时常威胁说要自杀的老妇人，尽管她的所有邻居都愿意成全她，但她似乎一直没有达到目的，各种手段都行不通。最后，她跳进村里的一个泥塘自杀，却扫兴地发现水只淹到头颈，结果湿淋淋的扫兴而归。她不会转一下脑子把头浸到水里去憋死，或是干脆直接躺进去，却满足于为这件意外的事情厉声责骂整个村子。第二次，她成功地淹死了。

如果有些冤枉的事情没有法律来纠正，来控制，用理性的大家都认同的手段来解决，就会出现武力的手段。比如虐待儿媳妇超过了风俗的许可，受伤害的一方就会聚众去找婆家算帐，如果婆家还不认帐，那就会有一场好斗。进攻者就会砸碎屋内的所有陶器，把镜子、水罐以及其余易碎物品全部砸烂，可能还会拿几个人来开刀，直到消完了气才走，尽管这样没有任何用，儿媳妇可能在他们走后受到更严酷的刁难，因为婆家受了气也要出。如果预先知道他们要来算帐，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搬到某个邻居家里去。在北京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当地有个男的在婚事方面上了当，他同一位漂亮女人定下了婚事，不料在婚礼上却发现新娘是一个又老又丑又秃的女人。失望的新郎倌极其恼怒，打了媒人一顿，痛骂所有来参加婚礼的娘家人，还砸碎了新娘子的结婚用品，弄的婚场一片大乱。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做，只要他设身处地。这就为和事老提供了用武之地，有些时候，这些必不可少的人物深感需要和平，因此他们心甘情愿地东奔西跑，求求这方，拜拜那方，虽然这些冲突与自己无关，完全是为了大家能够和谐相处。

而当激烈的社会纠纷无法用普通的途径（在中国人看来物理是普遍的途径，尽管西方人认为法律是更一般的手法）加以调解之时，就要开始一场诉讼。中国人不喜欢打官司，他们头脑中没有什么法律的概念，这和自古的专制统治有关，这也是现在中国政府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的原因。打官司，这个词在中国听起来简直是要命。愤怒，使人在争吵之中完全失控的盲目，同样能使人在发泄之后，执意要把犯事的人带去见官，为的是“法办他”，这是进一步发泄的表现，换一种方法尝尝鲜。有人宣扬说，宁死不打官司，因为打官司比死还要糟，还要麻烦可怕。①可笑的是，有一个从别处搬来的人，受了点别的地方的观念的感染，他的狗被邻居打死了，于是扬言要去告他。别人劝他告了就没有和解的余地了，但他说他要告的是是打狗的行为，这种行为太下流了。这样的官司，在西方是收了诉讼费还要遭驳回的。但在中国，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结下血海深仇，成为世代冤仇的发端。但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每一起官司，双方都会有和事佬时时出现，他们的调解很有价值。所以很多诉讼都以庭外调解告终。有很多真正闹上法庭的可能也只是和事老的不成功没经验。

而在西方，人们的法制意识极强，法律是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好方法与途径。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西方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我们已经听说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得了肺癌的外国老太太，通过状告烟草公司而为自己赢得了巨额的赔款，而一个被餐馆的食物烫着舌头的人，也通过法律为自己争取到了利益。拿中国律师业的萧条与美国律师业的发达相比就可以看出这点。在美国，每个市民都会关注法律的出台和变更，每个市民家中都有与法律相关的简易书籍，每个市民都会写简单的诉讼状，而在中国，官府的条文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纸空文。那些烦琐的手段倒没有骂街来的干脆利落与爽快，尽管结果往往是天壤之别。

西方人的性格中没有中国人的那种依附性，依附性简言之，就是缺乏独立的主体性人格，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习惯于依赖他人（如权威）、他物，而不靠自己独立的思维和行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民之所以依附性太强，其根源是，首先，从封建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来看，在国家、宗族、家庭、个人四个层次中，由于宗法伦理的深刻影响，个人没有独立的意义，个人不具备独立的主体资格。从经济关系看，封建土地地主私有制形成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缺乏商品经济中私利意识的催化，个人意识也相应的比较淡薄。最后，从思想文化上看，儒家思想自汉以后被统治者作为教化工具，用以建立和维持“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夫义妇听、兄友弟恭、长惠幼顺”的宗法制社会组织秩序。总之，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缺乏独立的人格。虽然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在西方各国和周边各国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影响，仍然缺乏民主、法治的启蒙、引导，所以旧的依附关系仍普遍存在，只不过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身份关系由过去主要限于家庭、宗族变为集体组织、单位而已，人们的身份和地位都不是独立的，而依赖于单位和组织。集体组织和单位对个人几乎事无巨细，一一包管。这种制度在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社会的保障性的同时，也使个人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依附性境地。而且，“当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完全仰仗于单位这一唯一的提供者时，人们就不可能摆脱单位对自身的束缚，就难以拒绝单位代表国家对自己提出的任何要求”。

像中国这样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这么庞大的人口数量以及政府机构，肯定会经常吱吱嘎嘎地作响，有时也会在极大压力之下弯曲，或者摇摇欲坠，但实际上很少在压力下断裂，这是因为总有人充当中间派，在出现纷争时联络双方，增强感情，像人体一样，中国的政体，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装有很好的润滑液，会在最紧要的时候和地方滴上一滴。爱好和平的本质，会使每一个中国人成为社会中有价值的一部分。中国人热爱秩序，尊重法律，即使法律并不令人尊重。在所有的亚洲民族之中，或许中国人最容易统治，只要统治方法让他们习惯。毫无疑问，有许多或者说大多数其他形式的文明要比中国来得优越，但或许很少有一种文明能够像中国社会那样承受那么多年的压力，因而和事佬可能是最有资格要求得到祝祷的。

中国语的“婉”与美国语的“爽”

“信”由“人”和“言”两个偏旁构成，人言为信，字面上就看得出含义，属于汉语中的会意字。“仁义礼智信”，“信”自古被列为中国这“五常”的末位。按照那些熟悉中国人的人的观点，有大量证据可以表明，信在天朝国家事实上是最末一位的德行。了解中国人的人，都会同意基德教授的观点，他说道：“但是，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等我们详细研究之后，就能更好地判断有多少中国人的生活事实能更好地判断这些论断。

“如今的中国人同他们的古人区别不大。”我们相信这中说法的合理性，而且我们相信一些有能力有作为的学者的观点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关于信的标准，中国与西方各民族诚信的标准有很大区别，尽管我们只认为西方的信才真正反映了信的本质。一个细读中国经典的人，如果他独具慧眼，则会在字里行间读出许多被中国人称为潜台词的含糊其中的拐弯抹角、闪烁其辞甚至谎言的言辞。他还会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坦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可以压缩表达：“直而无礼则绞。”孔子的《论语》中描述了这样一件对西方人来说意味深长，而儒学家却完全不解其中味的孔子与孺悲的故事。“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之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这段文字，摘自理雅各的译文。孺悲不是孔子想见的那种人，于是孔子采用了非常典型的中国做法。

作为亚圣与孔子并称的孟子也仿效了孔子的这种做法，两着异曲同工。作为诸侯国的客人，他被邀请去上朝，但盂子希望诸侯王先来拜访他，这种荣耀是没有人不想得到的，于是便称病不去，但为了让诸侯王知道并显示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他第二天就出门拜访别人。陪伴孟子的那位官员，虽然夜里同孟子讨论了这种处理方式的合理性，但他们没涉及为荣耀而说假话这样做是否道德，只涉及礼节问题。而现代的老师在给学生解释这段文字时，也没有多加思索即妄下结论。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日：“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团将朝也，闻王命而造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谦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五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中国人常常自诩，他们是很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的，这使得汉语的表达带有那浓重的集体协商意味。推测、迎合、揣摩、大量、反疑……在汉语表达中运用的相当普遍。年久日深的不断磨合，使中国人的感觉越来越精细和灵敏，遂发展成为一种不借助语言就能彼此体察的能力。“说什么固然重要，但怎么说更为重要，而没有说出来的则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一位学者这样评价中国人的语言。

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到了美国，便会带来麻烦。我们知道，美国人素来开朗直率，他们的真实意思往往很直接地表达出来。比如说你到一个美国人家里吃饭，在吃完桌上的东西后，主人会问你还需不需要添加一些，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他们会说不需要，而美国人则认为中国人所说的不需要就是真的不需要，于是中国人便只好饿着肚子纳闷地期待着外国人继续把菜端上来。

还有一个例子，如果你应邀到中国人家里做客，主人觉得屋里很闷热，想把窗子打开来透气，他肯定会先问你闷热不闷热，如果你不了解主人的心思说不热，事情就会陷入僵局。然而若是美国人，那么他会很坦率地问你，他想打开窗子，要是你不在意的话，你当然不会在乎，于是事情就会变的简单多了。

隐含与掩饰的艺术才能

在中国人那里你是很难获得真相的。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但总是让人揣摩不透。即使你是一个很出色的侦探或是心理学家，能很顺利的猜透别人的心理和想法，你都会在中国人面前一筹莫展。中国人的玩笑频繁的让人难以得知真相，我们在此只能用“玩笑”这个词来形容。因为中国人的谎言远比玩笑的程度要深的多。人们永远都弄不清别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说了出来。即使是向你寻求帮助，举个很普遍的例子，就说打官司，虽然他交给你全权处理，希望你能帮他赢回他的道理，但事后你还是极有可能发现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没告诉你，显然，这不是出于恶意掩饰，而是普遍的隐瞒天性在作祟，因为他本人才是隐瞒不讲的唯一受害者。如果说是恶意，只能怀疑这个人是否有自虐倾向了。全部事情只有等事后或者说等发生后才能弄清楚，不管你是从哪一点着手，多么全面的去考虑，每次都这样。所以中国有个成语叫“眼见为实”。不过我要说的是，即使眼见，也有可能是表演天赋在发挥作用。一个十分熟悉中国人的人，不会因为自己听说了全部事情（当然是所谓的全部了），就认为已经明白了一切，他会聪明地把别人所说的桩桩件件同他所能确认的其他事情联系起来，最后再麻烦几个信得过的中国人一起仔细推敲一番，绞尽脑汁，认真揣摩，用上所有常人的和非常人的逻辑和思维来确定这些亦真亦幻的事情中哪些可能是真的。

用以上两点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常常在交谈了很长时间之后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或是得出什么有效的方法或是可靠的结果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了，如上所述的诚信的缺乏，以及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这两方面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外国人之所见，中国人很多不可被人理解之处都是由于他们不真诚。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的目的，但我们总是隐约感到背后肯定还有东西，可能是经验留给我们的直觉。正是这个原因，当一个中国人向你神秘地耳语一番，告知你关于另一位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情，或者是告诉你一条什么据说是可靠消息的时候，你往往会心头一沉，纳闷一阵。接下来的便是无穷无尽的思考与困惑了。说话者是在背后使坏？还是确实在讲真话？我是应该相信？还是不领别人的好意？此外，人们无法保证中国人的最终结论就是最后一个结论，可能他告诉你的是他所认为的真事，但他的观点随着分秒而改变，可能下一阵子他就会再跑来告诉你他说的不对，并且很诚恳地对你说对不起。而你所相信的后果也只能由你自己承担了。这个看起来如此容易说清的问题，对各行各业的人来说，都包含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烦恼的因由。

在中国，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得知，而如同上面所说的，即使真的知道了，也无从确信，所以任何事实的真面目与你都有两层阻隔。每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天生有一种墨鱼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在被追逼时，最擅长的就是放出一些墨汁，迷惑他人，误导他人，并且使自己安全地退居其中，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小把戏。这种小伎俩让中国人又多了一种“民族特性”。如果有人在旅途中把你拦住，让你捐点钱，说是为了那些贫穷但又希望探索新天地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钱，他们很可怜，因为物质而被剥夺了享受人生快乐的权利。你捐钱的时候，你的随从只是孩子般温和地笑笑（实际上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笑是一种诡秘的笑）向你解释说，你的钱只够你自己用，而且他会给乞讨者一堆理由说路上有很多困难需要花很多钱，所以很抱歉不能给你们钱，诸如此类，同样他会用那种看是温和的孩子般的笑容对他笑笑。而他绝对不会说“你的钱同我没关系，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因此，你就这样因为盲从而被剥夺了向旅伴捐资的快乐了。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中国的看门人，会对门口的一群中国人说“你们不能进来”，尽管外国人可能教过他，因为外国人认为这样说是很礼貌也很真实的。他只是在那里看着，心里很高兴地想着，他们肯定不会进来的，因为他们知道那条大狗会咬他们的。

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别提了，一提就生气。”他们会这样说。而此时双方都完全明白，这只不过是表明人们不愿直说。但若留心观察的话，就是这样一些谈吐文雅的人，也有口不择言，骂出难听的话来的时候，那就是他被惹急了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