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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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天性误解和漠视时间有关，很少有中国人具备守约的道德。人们会有趣地看到各式各样的借口，为他们失约的真正原因作幌子。一般中国人总是这样：如果怪他失约，没关系下次一定补上之类的话如同清泉一样自然地流出嘴唇；假如指责他的某个过失，他会答复说下次一定改正。中国人的优点似乎就在于敢于承认错误，不过他们的这种勇气来源于承认后还可以失约与犯错，因为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违反。但是他不知道，事实上，承认得过于彻底，别人倒觉得没什么可期望的了，因为承认得过于彻底本身说明了态度的随便。

曾经雇过一位中国老师来撰写并且评论中国的格言，他对古人的一条精辟意见作了一条注释，大意是说人们宁肯表面上接受却永远不能粗鲁地拒绝别人的请求，哪怕你根本不打算那样做。“推迟到明天，再明天。这样，”他在注解中写道，“你安慰了他的心灵！”据我们所知，有债要还的中国人一般都照此处公开承认的原则行事。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是不会指望一去讨债就拿到钱的，他会被很肯定地告知，下次就还了，下次，还有下次，所以他不会失望；如上文所说，他的心灵得到了安慰。

最能说明中国人天生虚伪的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他们教会孩子虚情假意，不要直接表达心中所想，而大人、孩子却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可能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吧。在孩子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或是在骇子刚刚开始能朦胧地听懂人们说话的时候，就被告知，如果他不听大人的话，狼外婆就会把他抓去，而狼外婆经常被描述成外国人的样子。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解释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我们的一些坏话了。这些孩子小时候受过这种朦胧而可怕的恐吓，在他们心中已经留下了最初的印记与轮廓，等到长大之后，明白其实并不危险，只是荒唐可笑时，他们怎么会不在大街上叫嚣要驱逐我们呢？中国人的天性就这样从小被灌注了进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沉淀下来。

拉着外国乘客的车后跟着不少调皮的孩子在边追边叫边笑，劝说不听后马车夫被惹恼了，干脆直接大声嚷嚷着要抓几个孩子绑起来带走，而这样做对中国孩子是比较有效的。船夫碰到这种情况，就会骂骂咧咧地说，要想完事就干脆浇点开水在他们身上。“我揍你”、“我宰了你”、“你小子不想活了”诸如此类的表达方法，简直就是“别那样做”，任何一个有点懂事的中国小孩都会这样理解。

“礼仪”掩饰的才能

汉语词汇中的一系列词语可以充分证明谁都想成为一个“有礼”的人。在这些词语中，用卑贱来称自己，而用尊贵的说法来指对方。“懂礼”的中国人，谈及自己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另外几个类似的文雅的谦称，总之都是贬低自己的妻子，并不是处于自愿，也不是真心，只是一种传统的公认的有礼貌有教养的方法。而那些粗野的乡下人，尽管没什么文化与教养，却也抓住了礼的本质。尽管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说法，却会称与自己休戚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贬的够狠，礼貌程度可见。中国有一个故事恰当地体现了中国的礼的特点：一个客人身穿一套访客才穿的最好的衣服，坐在客厅等着主人。房梁上的一只正在嬉戏的老鼠，正把鼻子伸进一只为了安全起见而放在房梁上的油罐里，客人的突然到来吓得它赶紧逃开了。但它逃的时候带翻的油罐使的礼服上全是油迹。正当他被这场飞来之祸气得满脸发紫时，主人进来了。他们互相进行了得体的寒暄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进到贵厅坐在贵梁之下，无意中惊动了尊鼠。尊鼠带翻了贵油罐，落在鄙人的寒衣上，这就是您进来时鄙人这副鄙相的原因。”

你称赞中国人时，他们会说“没什么没什么，我哪有。”而美国人会开心大方地回应你，真诚地对你的赞扬说一声谢谢。中国人无论男女都表里不一，他们的自谦都是一层精心雕饰出来的面具。在美国，即使八十岁的老头，对幼儿园的毛头小孩都必须说“请问”，绝无倚老卖老的资格，同样，幼儿园的小孩对大人和老师，通常也是直呼其名，无需特殊的礼貌。他们的真率中毫无等级、身份和辈分、职务的干扰。同样的飞机降落时的播音，在美国是这样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就要在纽约机场着陆了，请系紧安全带，把座椅竖起来，不要抽烟。在飞机完全停住之前不要站起来。”而在中国则成为了这样：“尊敬的旅客朋友们，约20分钟后，我们将有幸把您带到北京机场。现在，多谢您的体谅，请熄灭您的烟，竖起桌板。最尊敬的旅客们，如果能屈尊竖起座椅，并系紧安全带，我们将非常感谢。我们非常感谢您选择我们的航机，让我们为您服务，我们感到无限的荣幸……”这样的语句充分说明了中国人说话的荫遁。

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按中国方式招待中国人，这一点毋庸质疑。请客时，要长时间地对宴席上的中国人诚恳地鞠躬，口中还得和气地招呼“请诸位入席”，或者把一杯茶举到唇边，在面前划个半圆，郑重其事地向大家说“请用茶”。在路上碰到一个熟人，要用最甜美的微笑来相迎，尽管这种笑到最后已经僵硬无比，还要用最好听的声音问“你今天吃了吗”。而最无知最没有教养的中国人，也会时常用这副神情发出这种问候。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神情让最冷漠最不喜欢赞扬别人的西方人都不得不开口赞赏，对能够如此待人的中国人表示尊敬以及自愧不如。这种小小的尊重，可见于方方面面时时刻刻，它是个人被迫对全社会作的贡献，也是个人被迫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手段，人与人的摩擦可能会因此而减少，而拒绝贡献的人则会受到半真半假的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是间接的，可能要在很久或是很不经意间才显现出来。所以，假如一个车夫忘记把辫子从头上拿下来就下车问路的话，别人就很可能故意给他指错路，还要在背后骂他，其实拿不拿和尊不尊敬别人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你如何恰当处理东方人来送礼物，这是一门学问，或许在中国在别的国家都是这样。有的东西根本不能要，而另一些东西则不能全部拒绝，还有怎么拒绝怎么接受，都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而一个不了解中国风俗的外国人自作决断，则肯定要出错。一般地说，对有专门目的的礼物要尤其慎重地考虑一下。比如说生儿子时收到的礼物就属此类。有句经典的格言可资参考：“我害怕希腊人，即使他们带着礼物。”这句格言，时时处处都适用。送礼背后总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目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就送礼。“礼尚往来”中国人的这句话说的很好，也很精确地反映了事实情况，正如一句朴实的中国格言所云：“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换言之，事实上要求回报比付出多得多，收了礼就要用其他的方式或东西返还。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曾经历过这种送礼的虚伪性。有一次，一个中国村庄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请他们看一台戏，当然，暗含的意思是外国人要设宴答谢。在我们断然拒绝后，他们又提出让我们捐款，确切地说数目很小，来建一所公共的房子。我们想反正捐款总不会再要我们回报什么，于是建房这件事情在第一个村庄办成了。而当我们刚应承下来，就有十一个村庄也派人跑来请我们看戏，他们说他们深深地感动于我们的赈济饥荒和医疗援助，他们这样做时，完全明白会被拒绝。每个村庄的代表听到拒绝看戏的消息时，都同样悲哀而又吃惊，但他们都转而提到上文谈及的为那所公共建筑捐款的问题，每个人又都是点到为止，没有一个人进一步表示什么！

不仅仅是外国人受到这种包围的，他们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有钱的中国人，更是频频经历这些礼物的人际联系，也可以说是物质的联系。如果不幸（我们只能说是不幸）有喜事，有时邻居们会来拜访，手提微不足道的贺礼，你不能不说他们没有表达对你的祝贺，比如为刚出生的孩子买一些玩具，但主人要设宴感谢——设宴是中国人不可避免的、经常而适当的回报方式，酒桌上好谈事，这句话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在这样的场合下，哪怕对中国事务最外行的人，也会赞美这样一句中国格言说得准：“吃自个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这种情况下，主人还经常要不得不强作欢颜，表示至诚地欢迎，尽管心中十分不悦，但不便表露，否则就会失去面子，那比失去点吃的东西要严重多了。

这令人想到，许多行为实际上是表面上的虚情假意，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受雇的中国人对外国主人大多数喜欢表示表面上的礼节，尤其在大城市里，只不过是外表上的虚饰，背后可能尽情数落他的缺点。这一点，只要把某个人的公开行为与私底下的行为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来，如果我们有幸了解一个人的公开行为与背后行为。据说，一位在外国人家里的老师，讲求礼节一向无可挑剔，就象专门受过训练的饭店服务生，但如果他在北京的大街上碰到这位外国主人，他极有可能会装作素不相识，因为否则就会让众人知道：别人就会传这位博学的先生是在靠外国人混口饭吃——这个情况尽管别人知晓，但表面上不能承认，特别不能当众承认，否则这是很没有自尊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极为常见：几个中国人走进一个里面有个外国人的房间，他们会逐一彬彬有礼地向房间里的中国人致礼，却全然当做没看见这个外国人。如果真的礼貌是他们的基本素质的话，那么对所有人这都会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举手投足都会是一种体现。一位中国老师表扬一名外国小学生听觉灵敏，发音几近完美，在语言学习方面不久就会超过他的同辈人，但与此同时，他却对这名学生一些奇怪的错误表示取笑。

中国人的主动开口去帮助别人也可以表现中国人的礼貌流于表面，流于虚伪，而这件他“愿意”帮忙的事情明白着又是别人不能做成的。中国人的主动表示善意可能只是一种敷衍，或者他已经习惯了对别人说“要不要我帮忙”，像念顺口溜一样自然。如果这种主动帮忙最后是一场空，我们也不必失望，因为我们早就应该预料到事情的发展结果，因为我们本来就很清楚这个忙是不能帮的，但开这样的口的这位朋友的面子却保住了，所以说这位朋友很聪明。相似的情形是，如果付给客店的钱在数目上有争议，你的车夫或许会走上前来，慷慨大方地说由他来垫上这个差额，而实际上他的这笔钱是从你的钱包里掏出来的。或者他会用他自己的钱付帐，但迟早这笔钱会回到他的手中，即使提醒他他是主动垫上去的也没有用，他会理直气壮地对你说：“你想让参加葬礼的人也一起埋在棺材里吗？”

与虚假的谦虚相对应的是虚假的同情，现在我们就可以聊一聊这个虚假的另一方面。虚假的同情是由空话构成的，但不能因此而责备中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对象让他们抒发同情之心。然而，那些做作的同情较之空洞的同情更倒人胃口的，以及眼看着别人死去却故作放肆的嬉闹。曾有一篇文章，写的是某个皇后的母亲死了，于是皇后开始伤心地哭泣，旁边的宫女也开始掉眼泪，文章中描述宫女们的原句是这样的：“于是乎助皇后悲。”一个“助”字充分体现了宫女们的故作悲伤之状。贝德禄先生曾经提到，一个四川苦力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一具死尸被两只野狗狼吞虎咽地撕咬时，开怀大笑。密迪乐先生也曾告诉我们，他的中文老师一直在笑一位密友死得滑稽。这些奇异的表现，不足以解释那些父母因为死了心爱的孩子而长时间的悲痛以至于面部呆滞。因为对自然流露的情感的粗暴嘲弄有违人类的天性，这与默默的悲伤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

中国人的商业信用

如前所述，外国人开始与中国人的商业往来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这些与我们保持商业往来的人的信誉已经在无数次的打交道之中展露无疑。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不妨引用汇丰银行经理嘉漠伦①先生的话，来作为例子。他在告别上海时说：“我已经提到过外国团体很高的商业素质。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点儿都不比我们落后；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更快地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凡是规则都有例外，但我有十足的理由说这样绝对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汇丰银行与在上海的中国人做过很大的生意，总额高达几亿两白银，我们还没碰到过一个违约的中国人。”这番陈辞三年之后的事实很好的验证了这些论点，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个中国买办给银行带来了资金的大量流失，使得银行实力大为削弱，而这一损失却与银行该年度的净利润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它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多少万元。

中国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在做生意上有没有根本区别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不用怀疑前文所述的证据的说明价值，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中国人令人赞叹的相互负责的制度而带来了前文提及的大部分成果？这个制度是西方各国非常愿意效仿学习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商业的信用问题。很自然，外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时，会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商业保护，而要让中国人有资格得到最充分的信任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前提。尽管我们承认这一点，但中国人的商业行为实在是极好地证明了他们全民族的缺信少义，大量的外国商人有无数的持久的广阔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个颇知内情的人，写了一篇有趣的两个中国人之间做生意的文章，他说中国人做生意的过程就是成功的互相欺骗的过程。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雅各与拉班①的关系，或者就如同一句中国的俗话所言：铜盆撞子铁扫帚。中国流行这样一句俗话：送孩子去学生意，就是害他一辈子。假秤、假尺、假钱、假货——这些现象在中国在所避免，市场上哪个小贩能承诺无半点虚假。如果真无假，那么3。15何以越来越轰轰烈烈？甚至于很大的商场购物中心，贴出“货真价实”、“物美价廉”的告示，也是名不副实。

我们绝对不是故意想要数落中国人的不真诚，只是就我们的经历和观察而言，客观上说，几乎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中国人的真诚，这只是一个事实，而我们只是尽我们的所能把它描述出来。一个对真实性如此不在乎的民族，怎么能够期待别人的夸赞呢？

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碰到外国人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不识字，过后他会毫不犹豫地拿着递给他的书从人群里溜走，仅仅三个铜板的书钱。他这样干，一点都不觉得害臊，“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他反而因为欺骗了愚蠢的外国人而欣喜若狂，也没有考虑到外国人对他的印象，虽然说胜过外国人可能是一个民族的荣耀。不过这个外国人也实在不精明，会去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去外国人那儿买东西时，少付一个铜板是常有的事，因为他总是借口说没钱了。如果他耳朵上正夹着一个铜钱被人发现并直接告诉他的时候，他才极不情愿地拿下来，反而感觉到他受了骗。与此类似，一个人想吃不要钱的午餐，于是说他身无分文，与店主纠缠半天，但最后却可能会不得不拿出一千个铜钱，很忧伤地交给你，好象他真的损失了什么一样。但如果他很幸运地得到别人的信任，不出钱就弄到东西，他心中会高兴得好像刚刚中了百万大奖一样。

向亲戚借东西，有时还打声招呼，有时干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拿了就走，这是不是能表现社会的团结家庭氛围的浓厚呢？但倒霉的主人想再要回来就得花钱了，因为许多东西借了立刻就被送去当铺。有个在教会学校就读的男孩，被发现偷了管理学生宿舍的那位单身女子的钱。而他的解释是：他在家里就习惯偷妈妈的钱，而这位管理员简直太像自己的妈妈了，他就是上了这个当，才去偷钱的！

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的这些如此引人注目的缺陷，西方也时有所见，但很明显，两者之间肯定有所不同，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去了解有哪些本质上的对立。其中一点是缺信少义，我们已经谈及。这一点不留心是找不到的，但若稍加注意便可以发现。其他方面的对立，则用再长的篇幅去说也不过分。

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状况，与外国有太多的不同，使外国人很难与中国人有更多的往来。

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很能说明问题：车夫、船夫、客店老板、苦力和掮客，不管他们犯什么罪，统统应该杀头①。外国人宁可吃大亏，也不愿惹出一起社会风暴，他们一般都对此缺乏兴趣、才能和精力；然而，与此相反，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一旦发生有失公道的事情，社会风暴是唯一的手法，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公正的达到平衡，大家都找到自己利益的归宿。

①译注：即“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

中庸之道历来被中国人所信奉，从儒学家的提出一直传承至今。虽然很少有人能做到不偏袒一方，但中国人把既不过分猜疑，也不过分轻信两者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好，这便是中庸之道的极好例证。如果我们有人对那种必须装出来的虚情假义表示不以为然，那么，中国人会认为这是一种致命的使我们一败涂地的缺点，因为这是一种不合群不入流的处世态度，可以称作为玩世不恭。这种态度会使我们名誉扫地，而这仅仅是我们的一点小脾气。人性的仲裁者——中国人是这么坚信的。而如果我们保持佛祖涅（上般下木）时的平静气度，从不表现出我们的脾气，我们又会立刻成为那些喜欢敲诈他人的人的猎物。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典型的中国人，有一天看到一个卖做工精致、穿着得体的泥塑外国小人的小贩。他停下脚步把这些泥塑小人察看了一番，对这个小贩说：“哦，你玩这些假玩意儿，我可是玩真格的。”

交际？信用危机！

据我们所知，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确实代表着中国这个大国的形象，而它似乎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特点的极大范例。从整部外国的对华关系史，以及我们知道的中国官员与老百姓的全部关系当中，都充斥着这样的例证。那些不断颁布却从未有过失当言辞的告示，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各级官员颁布的告示比比皆是，内容包罗万象，措辞精巧得当，每次都让百姓充满信心看到希望。但它们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堂皇的命令并没有打算实施，它的颁布只是给人们带来一线曙光，让百姓期待着，让百姓相信政府的作为。所有内部人员都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从未有过误解。“中国政治家的生活与国事文件，好像卢梭①的仔悔一样，充满着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杀了一万个人，然后引述盂子的一段话，讲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他把修河堤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结果使全省惨遭洪水之害，然后他在悲叹耕者失其田。他与人达成一项协议，私底下说是暂时哄骗一阵子，然后他去声讨伪证罪。”毫无疑问，中国也可能有清廉正直的官员，本质上他们是真正想干些实事的人，但一旦进入了官场，便很难找到，因为从其所置身的环境来看，他们完全是孤立的，一意孤行遍会引来同行者的不满，于是迫于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他们只好放弃自己心中可能存有的美好愿望。这些人都熟读过四书五经，对中国的传统美德与做人的基本道理了如指掌，但只要看看他们的实际行为，与这些经典上的教诲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生动的认识：这些试图把社会带向高标准，把人们思想引向高境界的经典教诲，实际上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在讨论互相猜疑这一中国社会生活的要素时，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不能过于相信别人。正是这种境况，使中国的未来如同笼罩着一层面纱，是如此地不确定。本应是整个国家最优秀的代表的统治阶级却用他们的种种作为说明了他们的基本素质的缺乏。一位聪明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大清国所有为官者都是坏人，应该杀掉，但杀了我们也没用，因为我们的继任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中国有句谚语：蛇钻窟窿蛇知道。不变的氛围会塑造出不变的人。而中国的官僚阶层，又不为他们的下一个阶层——商人阶层——所信任，这个事实意味深长。他们知道，所谓“改良”只不过是一种涂抹，很快就会剥落。改良只是一时地掩人耳目，做个精巧的包装。一个中国泥瓦匠，用没有和好的灰泥造了烟囱和屋顶，却用大量时间抹平其外表，而他明明知道，这样的房子，头一次生火，烟囱就会往下灌烟，头一次遭雨淋，屋顶就会漏水。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只要开发这个国家的资源，中国就会足以富国，但如果没有信心和勇气的话，胆小谨慎的资金是不会从藏身之处自己跑出来的。是金子总要发光，但金子也需挖掘与锤炼。中国有足够的学问，可以满足各种需要。中国不缺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因为缺少真诚，而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兴这个国家，如果缺少了信任的基础的话。

几年前，一个颇有见地的中国人来找笔者商量解决水井问题的方法。这个地方在水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它们是按中国传统的办法挖成的，井壁从上到下用砖砌成。但由于当地的土质不好，过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整口井，连同里面的砖开始一起塌陷，只剩下一个小洞可以打水，到最后则完全坍陷干枯。与当地改良水井的种种方法相似，任何疗救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药方，都没有能够深入本质，比如说改良运动。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最终只会使得“一车车的好东西，却埋葬在绝望的深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