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第三章 中国人的生存能力（第2页）

对于一个美国烟草种植园来说，最大的支出便是为烘干烟叶而建的一个结构精巧的长长的棚子。而中国人却不必为烘干烟叶花什么钱，他们用茅草来搭棚子，茅草旧了还可以作燃料，与新茅草同样好用。烟叶摘掉之后，肥壮的秆还站在地里，用草绳把烟叶扎紧，挂在一根根的烟杆上，夜间又连同绳子一起收起来，就好比晒在绳子上的衣服。在简便和效果上，这个方法是无与伦比的。

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居住者，都可以用上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你找不出更突出例子了：一个中国的老年妇女，拖着痛苦缓慢而沉重的步子蹒跚而行，有人打听了一下，才得知她是去一位亲戚家，因为那地方离祖坟近，这样，老人去世了以后，可以节约抬棺材的开支，因为距离缩短了！

赚钱拼命的本领

我们对勤劳的大致定义是：对任何工作都出于本性的勤勉，始终关注工作。当今世界，勤劳是我们奉行的美德之一，一直得到最广泛的赞扬。

大体上说，一个民族的勤劳由三维构成：长度、广度、厚度。换句话说，其中有长度和广度表示范围的大小，而厚度则表示强度的强弱。长度是辛勤劳作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辛勤劳作者的人数，厚度是指在“出于本性的勤勉”和“始终关注工作”中所显示出的精力。这三个要素的产物得出的便是综合的结果。对于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在中国的人，中国人留给他们的印象是不同的，但他们都会一致地认同中国人出于本性的勤勉。刚到中国的人所得出的第一印象，一般会使他认为中国人正在社会生活中实践着约翰·卫斯理的名言，他认为一个成功教会的规律是：“完全投入，永远投入”。游手好闲的游民在中国极少见到。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忙忙碌碌的，总是在忙着什么。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富人，虽然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可以不用辛勤地劳作也过好日子，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像外国人从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的平庸无聊。中国的富人并不是不干事，反而仍会像受穷时那样关注他们的事业。

在中国，人们被分为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社会阶层是怎样辛勤劳作的。

西方人很难去想象中国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各种弊病不容忽视，但这个模式有一个很吸引人们注意的特点——勤奋才有回报。有钱人可以出钱买学衡，但这样开的后门，极大地挫伤了其他贫困考生的热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全国各地都在抱怨的是候补的人要远远多于有待填补的空缺位置。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的各级考场，每个看来都挤满考生，每一个职位的竞争者常常是上万人。我们设想一下每次晋级考试中考生所倾注的心力，虽然不排除有不公平的因素存在，但是我们应该会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勤奋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

《三字经》中提到许多这样勤勉的人物，他们勤学不辍的传统精神激励着后来的人更加奋进，比如借助萤火虫的微弱光线读书，或把书拴在牛角上边耕地边看书，至今为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所效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传统事例相类似，用勤奋去实现心中的梦想。在有些情况下，一旦获得最低的学行便不会再勤奋了，但中国人不把这样的人看作学者，而是把在狭窄而又荆棘丛生的小路上坚韧不拔忍痛前行并最终获得成功的人看作学者，学者必须都是历经这样或那样的磨难的。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事例：祖父、儿子、孙子在同一场考试中竟争同样的学衔，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

1889年春天，有几篇奏折谈及参加省试的老年考生。福州官员说，那里秋试中有九个应试者年过八十，有两个年过九十。他们通过了考试，文章实属佳构，字也写得老成。他说，老年考生过去六十年来已经参加了三次考试，第四次即使不通过也会授予名誉学衔的。河南的地方官也同样报告说，那里有十三位八十多岁的应试者，一位九十多岁，他们全部“通过了为时九天的严峻考验，文辞准确完美，全无暮气”。令人称奇的报告来自安徽省，有三十五个应试者八十多岁，十八个九十多岁！此情此景，会在别的国家发生吗？

如果说中国学者的生活是一种持之以恒，夜以继日的勤奋生活，相比之下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中国农民的工作如同一个管家的工作，繁杂而琐碎，无论春夏秋冬，仿佛永远都干不完。北方各省的农民，除了相当短暂的隆冬季节之外，总有活要干，而且是大量的活。而南方省的农民则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毫无疑问，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多多少少都是这样，但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很难超过的。无论天气多么恶劣，总是可以看见瘦弱的身影在田中耕作。

农民尚且如此，扛活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长期勉于饥饱，生活永远对于他们就是永远没有尽头的苦差使。农民要殚精竭虑，细心照看每一棵白菜，抓各色的飞虫和毛毛虫，扛活的则要去找寻更琐屑的活计，他必须想尽办法弄点吃的养活自己，养活他那一大家子人。而他的工作总是时有时无。有事外出的人，即使那些地方通马车，也常常不得不半夜一过就上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习惯。但不管你几点钟上路，都会看见身材矮小的农民在路上背着筐子，拿着叉子，四下巡视，寻找拾粪的机会。如果没有其他什么重要的事，拾粪是件持久不变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为了几个干巴巴的粪饼，他们不得不起早贪黑。

为了生计，经常有一些人不得不寻找两种工作来互相调配。比如天津的船工每当河水结冰无法行船时，就拉起冰撬，这个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拉东西。同样，有些地方的农村很大一部分人口忙里偷闲地做帽子、搓草绳，至今还有不少东西拿出去卖钱。你看到中国的妇女，没有什么家务活的时候，她们的手很少不在纳鞋底的，即使在巷子口聊天，她们也是这样边纳边聊，或许你会看到她们在纺线，但总是不会闲着。

这四个阶层中，最不知疲倦的阶层要属商人及他们的伙计。在西方许多国家中，店员的生活虽然也不是简单的挂闲职领干薪，但要比中国的同行轻松多了。中国店伙计的工作是永无尽头的。他们任务重，很少有时间休息，大事小事都摊在他们身上，也只有在忙得昏头昏脑的时候才能稍歇片刻。而且中国的商店总是开门早，关门迟。双重记帐制度十分细致烦琐，帐房先生每天都忙到很晚，以记录销售和收入情况，所以经常是深夜还可以听见算盘珠的声音敲打夜空。此时实在没事可做的伙计们便会从营业款中挑钱币，找出个稀罕的好卖钱。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中工作最辛苦的阶层是官员，这个集金钱和权利与一身的阶层最让人嫉妒，也最让每一位雄心勃勃的中国人趋之若骛。中国任何一级官员所处理公文的数量和种类也是同样令人惊讶，每项工作都要认真落实，仔细交代，容不得半点差错。他要对那些公文的成功处理负责，理论上实际上都是由他负责。

不知在我们的国家中为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奋斗的工会看了这样一张时间表之后作何感想。这张表是中国一位显赫的政治家拟写的。北京某外国使团的一个翻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一次询问中国一位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劳累和超负荷。他回答我说，他每天凌晨两点离家去皇宫值班到六点。作为内阁大臣，六点到九点要履行公务。九点到十一点他在兵部，他管着兵部。作为刑部成员，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刑部办公。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高级官员，他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要在衙门里度过。这些就是他每天的日常工作。另外，他还被经常要求出席各种特别会议，这就要他抽空去安排了。他极少能在晚上七八点钟回家。”毫不为怪，据说这个官员在那次谈话之后六个月便去世了，死于工作过量和极度疲劳。这种辛劳也断送了许多中国官员的生涯，他们对政府都是极有价值的。他们的死无疑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我们提起过的广度是指勤劳者的人数和辛勤劳作的时间。我们看到，中国人在这两者都做得非常的好。中国人的白天开始于天色微亮之时，常常刚过午夜便开始新的一天。中国皇帝早朝时分，欧洲的每一个宫廷尚在睡梦之中。对西方人来说，这么早起床，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天子的做法应当为这个国家各地子民的所模仿。福州的锡匠、广州的铜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的棉纺工人和磨面工人，经常都是干得很晚才睡，清晨又在一个十分荒谬的时分起床工作。他们没有得到完整的休息，所以经常表现出很疲倦的样子。

我们是不赞成一辈子辛劳就是为了赚钱的，中国人的赚钱方式用“拼命”两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而那些最辛苦的人却往往是赚钱最少的人，真正的富人是不需要这么玩命地干工作的。而且，他们的赚钱手段似乎就是拼时间，拼消耗，却不讲究方式方法。他们并不关心其他的因素，在他们眼中，只有勤劳的人才能赚到钱。

经常是离天亮还很早，旅行者就会碰到赶了许多路途的农民，站在黑暗之中等着天亮卖自己辛苦种出来的蔬菜。西方人用完早餐，中国的集市也就差不多结束了。假如你在一个夏季的清早五点半左右漫步上海那条最主要道路之上，你会感到没有什么事情会比这有更大的反差了。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一个在江边建造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气派十足的欧洲人，而勤劳的中国人已经在街上活跃了很长时间了。而要过几个小时之后，西方人才会与中国人一起挤在人行道上，轻松愉快地开始上班，此时当地人已经干完半天的活了。

“劳动愉快”的能力

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人的“愉快劳动”所作的评论真是正确。他认为这是一种标志，表明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极其满足自己的条件。这种劳动品质是最突出的特色，要理解它，就必须好好遵守它，好好掂量它。。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厚度，我们暂且说这么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干起活来也充分体现了亚洲人的特色。如果按照我们的模式去改造这个充满活力的民族，那肯定是徒劳而无益的。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工作当然是缺乏热情，而我们却十分看重热情。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需要《圣经》的暗示，就能知道用心工作的重要性，但尽管怎么多年来的宗教与哲理的结合影响了中国人，但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步伐，他们依然以他们的方式行走着。他们受益于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像荷马笔下的诸神，向来从容不迫，不慌不忙。

在欧洲的发达国家，人们赚钱靠的是技术，管理方法，员工素质，而不会把赢利的希望仅仅寄托在增加工时或是增加劳动强度方面。因为靠劳动里方面的增加而带来的收效是甚微的，远远比不上科技所带来的成倍的效率的提高，技术所带来的回报率是让劳动望其项背的。

在这种巨大的差异先，人们不禁会预想，如果有那么一天，白种人与黄种人进行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当这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之时，谁将会败北，谁又会是最终的赢家呢？

所罗门曾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若事实真的如同这句经济箴言所说，中国应该是地球上最繁荣昌盛的。如果中国人能在自己的种种美德中找到一种平衡，无疑就可以弥补他们显然缺乏的一些基本素质，尽管这些素质被列举为“常德”，却时常缺乏。不管通过何种途径，只要诚实和信义恢复在中国人道德中的理论地位和实际地位，不久之后，中国人就会获得由他们无与伦比的勤劳所带来的全部回报，变成一个创造奇迹的民族。那世界的历史也会由这个勤恳的民族来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