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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人的做事能力

我们在这里谈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是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的，即：“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展示这两个标准是如何地大相径庭。

许多细心的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在设法为极度贫困的人提供价格低廉但营养丰富的食品。不容忽视的是，人们也会经常地看到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在中国，平均一年中每天两文钱就可以满足一个成年人需要的食品。即使是在饥荒的年代，每天不足一文半的定额，也足以让成千上万的人苟全性命。这无疑是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中国的烹调技艺实在是高超。尽管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食物是如此的简单而粗劣，根本不能满足一个正常人每天的营养需求，而且那些所谓的佐料看起来是那么的淡而无味，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目前他们所拥有的条件下面，能够养活这么多的人口，中国人的确是烹调艺术的大师。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个问题上，柯克先生把中国人的位置排放在法国人之下和英国人（他可能还算上了美国人）之上。这些国家的人排列起来孰前孰后，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像柯克先生那样肯定，但中国人无疑要比别国人会烹调得多他们所选择的烹调器材和手法与许多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即使是从生理科学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这一点，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简单的作料，丰富的花色品种，高超的烹调，是看起来令人毫无胃口的食物变得那么诱人，即使对中国烹调最不注意的人，也全然知晓。

“舒适”的传统与缺乏创新本能

我们首先看看中国人的服装。中国人的服装对于外国人来说没有丝毫的魅力与美感，同样对于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服装也是奇形怪状。但我们一定会注意到中国人的一个反常习惯，就是把最应该受到保护的地方——头部的前面一半的头发剃光，无疑是将自己的最弱之处展现在外。这个如此伟大的民族竟然会顺从于这样的一种无一好处的习惯，实在是令人费解。但我们应该知道中国人是在刀剑之下被迫接受这个习惯的，也由于如前所述，这是忠诚的象征和标志，因此，我们就不必再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国自己已经感到这样也没有什么不舒服，连再戴上明朝的头巾或许都极其不情愿了。”

中国人同样也不考虑光着脑袋的不适。他们一年四季，特别是夏季，季季如此。在夏季酷热的那几个月，人人都只是举着扇子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不论晒的多黑，不论阳光有多么狠毒，也不论他们的头皮是否会发出抗议。当然也有人打伞遮太阳，但为数太少，而且这样少的人也在慢慢被同化。中国的男人的确是稍有情况就戴起帽子来，但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妇女只有头巾可戴。但这种头巾豪无实在用处，如遮阳，而只是纯粹的装饰作用。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扇子很足够的达到他们舒适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有必要扇扇子的时候，扇扇子就是舒适。夏天，经常可以看见不少苦力几乎一丝不挂，费力地拖着沉重的盐船逆流而上，却边拖边起劲地扇扇子。即使双手繁忙，也要空出来扇扇子，给自己平添几分沉重，而不会用其他的东西取而代之。即使乞丐，也时常会摇晃着破扇子。

中国这个民族据说是最早从事畜牧业的，而且肯定应该在利用这一天赐条件上显现出很高的创造性，因为中国的畜牧方法以及它的一些畜牧品种都传遍了周遍国家甚至是海外，但他们却从没学会把羊毛纺成线打成衣服。这个国家西部地区的羊毛纺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这算是一个例外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羊群数量众多，山区尤其如此，但羊毛纺织却不普遍。这么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以及如此空闲的人们却没有使纺织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产业。

人们相信，衣眼是用植物纤维织成的，直到引进棉花取而代之。可以肯定的是，如今棉花已经遍布全国了。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冬天人们所穿的棉衣几乎把人裹得像两个人那么厚，这样穿衣眼的小孩，就像捆在桶里一样，完全看不出人型。一旦摔倒，光靠自己的力量就根本爬不起来了。我们从未听到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服装有什么不舒服，更没有看见他们有什么改良，他们还是世时代代地从容地自然地穿着。难受常常是自找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愿意忍受那种种不便，只要稍有可能，他们就会寻找改进的机会。

谈到笨重的冬服，就不得不提一提中国人根本没有任何一种衬衣衬裤。而在我们看来，没有毛织衬衣经常替换的日子没法过的。这种需要，中国人意识不到。他们虽然把沉重的象许多棉布袋子的棉衣挂在身上，但冷风仍从缝隙中吹进来寒彻肌肤，然而他们却不在乎，尽管他们也承认这种着装并不理想。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头子抱怨自己冻僵了，处于好心别人给了他一件外国衬衣，避免受冻。一两天之后，他居然脱下了这件衬衣，说是“烧得慌”。习惯了冻僵的中国人已经区分不了温度和舒适了。

中国的鞋子用布做成，容易渗水，一遇水就湿。天气一冷，水就如同冰一样裹着双脚。虽然中国有一种油靴就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像其他许多方便的物品一样，价钱使得人们敬而远之。雨伞也是这样。这些东西属于奢侈品，中国人从来不把给自己带来舒适（这种舒适仅仅是给自己带来一种基本需要的舒适）的东西视为必须品。哪怕风吹雨打，全身湿透，中国人也不认为更换衣服是件重要的事情。看来，他们也没有发现用身体悟干湿衣服有什么不舒服。中国人虽然羡慕外国的手套，自己却从来不做。他们也知道有一种除了大拇指其余四指不分的手套，但即使在最北的地方也极少能看见这种手套，尽管这些高纬度地区在冬天能把人的手冻断。

中国服装对外国人来说，最恼人的特点便是没有口袋，出门不能携带任何必须的随身物品。相反，任何一个普通的西方人都需要许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面口袋放记事本，后面口袋放手帕，衬衣口袋放铅笔、牙签和怀表等等，其他方便的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串和钱包。有时候外国人还要带上小梳子、折叠尺、开塞钻、鞋扣、镊子、小指南针、折叠剪刀、弹子、小镜子、自来水笔等。他已经习惯于时常使用这些东西，并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一刻也少不了。至于中国人，这样的随身物品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如果别人给他，他也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或者根本就没有地方可放。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就把它塞在胸口，而他带在身边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细地松开绑腿，塞进文件，继续赶路。如果他穿着外裤，他就把文件塞在裤腰带上，什么都不解开了。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带子松开，而他又没有发觉，文件就这样不翼而飞了——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也会经常给中国人带来许多不便，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衣服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袋子。文件之类的东西还可以放在卷起的长袖子里、卷边帽的帽沿里，或者帽子与脑袋之间的夹缝地方。许多中国人都会一些方便省事的小窍门，尽管都是些小事，比如他们常常把钱卷起来放在耳朵上。要保证随身携带的东西不丢失，主要靠裤腰带，带上系着小钱袋、烟袋烟杆，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东西。但如果带子一旦松开，东西也就肯定掉了。钥匙、木梳和一些古钱，都系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纽扣上，每次脱衣服得小心，以防弄掉了这些附属物。中国人所要的舒适和方便也仅限于此。

中国人的睡衣，与他们平常的衣服相比，更令我们觉得刺目。因为他们从来不穿睡衣，他们从来都是脱光衣服裹紧被子倒头大睡的，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不论冬天还是夏天。“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孔子的这句话描述了中国人的一种衣服，这确有记载。然而，据认为这是指孔子斋戒时穿的礼服，不是普通的睡衣。

中西方人生活的处事能力

然而我们可以断定中国人是不会仿效孔子而穿上这类衣服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而且中国人也没有斋戒的习惯，这一点不象其他国家，大家对神对上帝是尊敬而虔诚的。在中国的邻国日本，一座座造型古朴、气氛肃穆的建筑，遍布于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每逢夜幕降临，一阵阵乌鸦的刮噪声传来，给那里凭添几分寂静，几分阴森。亡灵在这里出没；神灵在这里集散；生者的希望也在这里寄托。一个民族的精魂就栖息在这一座座古朴的建筑里。这就是日本对天皇对神的崇拜的见证，这就是日本的神社。日本现在全国共有大大小小的神社13万座，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0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座神社。日本人对神的崇拜与信奉使得求神问佛成为了他们的癖好。他们三天两头就往神社、寺庙跑，企求得到神灵的护佑，消灾免祸。而且他们还有众多的祭神仪式，如正月里的“初诣”、“七五三”节、神前结婚式、地镇式、上栋式等以及最受人欢迎的相扑。而在西方，人们每天都要祷告，与神进行交流。

即使是新生儿，人们也是随便地把他们塞在被子下面，虽然他们的皮肤娇嫩脆弱，对一切杂物和温度的变化都相当敏感。而且母亲总是应每个来访者的要求，随便地掀开被子，让孩子光光的身子暴露于突如其来的冷风与众人的目光之中。这样便很容易解释许多中国小孩的夭折了，或者是惊厥，或者是寒气。孩子稍大一点，有的地区，不是给孩子用尿布，而是用两个沙袋。我想西方的母亲一想到此便会全身寒战。这种怪异的重物从小便束缚了孩子的自然生长与发育，孩子从此不能奔跑，不能跳跃，甚至不能自由地呼吸。但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老祖宗留下来的习惯就是好的，是不值得怀疑的。

中国人对于住房也同服装一样，习惯甚于舒适。除了那些穷人，他们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外，因为他们没有条件来满足他们的舒适要求，即使他们有这种意识。我们着重考虑的是那些家境富裕，已经完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按我们的理论，应该有舒适的资本的人家。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不在房屋四周种上树木来遮荫，而宁愿撑起席棚。虽然树木又遮荫，又美化环境。更可贵的是，树木比较经济，至少与席棚相比是这样，所以那些没有钱撑席棚的人，本应很容易地可以种几棵令人惬意的遮荫的树，但他们不种，却满足于种一些类似石榴树这样的装饰性灌木。当院子里热得令人无法忍受时，人们便会搬把椅子坐到路上，坐到家门口，而当路上也热得受不了时，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但是房子也不会凉快多少，中国人从来不开两扇相对的门，坐北朝南是规矩，是习惯，习惯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开两扇门通风的舒适性。三伏天的热气因为习惯的牢固而牢固地锁在了家里。若是问他们为什么这种方便的事情不常见，经常的回答是：“我们不习惯开北门！”

在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人们普遍睡在炕上，象日本人习惯睡的塌塌米（但这两种习惯是不一样的），这种炕用砖坯垒起，用烧饭的火来加热。对外国人来说，这个冰凉的坚硬的土炕在恰巧没有火的时候让人无法忍受，而在火太大的时候，又会象受到一种烧烤的煎熬。中国人的感觉也如此，只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罢了。不管怎样，他们已经睡了这么多代。而整夜都保持一个合适的温度是完全不可能的。全家人就这样挤在这个平台上。垒土炕的材料又导致小虫子大批出没，即使每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除去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它们占据了各种不同层次住房的墙壁，它们筑巢产卵，安居乐业。

中国人从来都是与动物一家，到处都有动物的侵害。对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已习以为常，即使他们意识到这些虫子的害处，也没有人会想到要去防治。除了为数极少的城里人挂着帐子驱避蚊子之外，其余地方的人就几乎是注定生就要喂养蚊子。白岭虫和蚊子的确很让人讨厌，中国人有时也会用芳香植物熏一熏，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虫子的恼人程度却不及我们的千分之一。

此外，我们还不得不提到中国的枕头，这更足以反映中国人特有的舒适标准。在西方，枕头是一只袋子，装着羽毛，正好撑着头部，又柔软又合适，正好枕着它们进入温馨甜美的梦乡。而在中国，枕头却是支撑头颈的一块硬物，可以是一只小竹凳、一截木头，也可以是一个瓷器（这是上等人才能享用的），更常见的是一块砖。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在中国人的枕头上睡着觉。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用的枕头的袋子上忍受十分钟。因为我们彼此觉得不舒适。

我们已经讲到过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中国人在大量畜养牲畜的同时却没有任何羊毛纺织。更加难以解释的是，他们吃掉大量的飞禽走兽的同时对于其身上拔取的羽毛却从不感兴趣，尽管在我们看来，那是多么有利用价值的财宝。用羽毛做被褥和枕头简单舒适又不花钱，但它们却在厉行节约的中国人眼皮底下任风吹散。除非把它们卖给那些能用几个铜板购买的外国人，聪明的外国人也学会了向他们要，要不他们就把大一点的羽毛松松地扎起来掸灰。而在中国西部，有时则把它们厚厚地铺在麦地或豆子地里，防止觅食的动物啃吃庄稼。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发现这些羽毛在中国还有什么用处，除了大量地满地满天飞。

对西方人来说，理想的床应该是结实而富有弹性的。因此钢丝床已经被我们使用的相当普及。但是，当一家中国最好的医院提供这种豪华用品时，好心的医生却惊奇地发现，只要他们一转身，只要那些病人还有爬动的力气，他们就会从弹簧**爬下来躺在地板上，因为睡地板就像睡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中国的房屋一到夜里，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当地的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中国人唯一使用的照明物。他们也的确知道煤油有很大的便利，但许多地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保守的惯性，以及对舒适的漠视造成了这种情形，反正菜油灯已经足够照明了。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家具既笨拙又不舒服。中国人不习惯坐我们的宽大松软有靠背的大椅子，而是喜欢那狭窄的象一条棍子的“冷板凳”。在这样的凳子上，如果另一端坐着的人不小心起身，冷不妨栽个跟头也是常有的事，这样的凳子就象跷跷板。中国人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中国的椅子是不舒服的典型。有些椅子的式样就像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坐在上头的都变的僵硬不堪，这样的椅子让人越休息越累，它已经失去了休息放松的功能了。更普遍的式样，就是样子足以支撑一个体重二百五十磅的人，但椅子吃力不匀，不久就会散架。

中国房屋最让西方人不可接受的还应该算是潮湿和寒冷。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房屋的结构设计上的传统的失误——打地基是太过节省，忽略了这是房屋的根基的重要性。泥地或者砖坯地，不仅令外国人不适，而且长期居住对任何人的健康都不利。此外，中国人的门也造的让人不可思议。转轴上的门松的连风都可以随便吹开，更不用说防贼的功能了。上下两端的缝隙可以让冷风自由出入，哪怕贴上硬板纸，一道门也无力抵御寒冬，因为几乎不可能教会中国人随手关门。有位商人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了“随手关门”的标识，但这几乎是对牛弹琴。进出房屋和院子的门，门框太低，普通身高的人进出时也要低头，否则一头撞上给你个当头一棒。中国人还聪明得用纸当窗户，既不能遮风挡雨，也隔不了阳光热气和灰尘，更别说防止隔墙有耳了。但是就算这样，即使有百页窗，中国人也不用。

大多数中国家庭只有一只炊锅，它象巨人国里的锅能装几加仑东西。但是，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烧饭时就不能烧开水。效率极其低下，而且太大占地太多，导致厨房除了这一口锅什么都放不下了。而且它的结构要求必须有一个人或蹲或坐在小灶膛前，不时地朝低低的锅底下面塞进一些柴禾或者干草，以充当燃料，人若是离开好一会儿，火就会熄灭，重新点燃可不是一件省力的事情。烧煮基本上都用这个办法。房间里全是水汽，常常还有烟，足以使外国人失明和窒息，但中国人却似乎对这些害处感到无所谓，尽管他们也明白其结果通常是严重的眼病。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住房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暖气设备。绝大多数百姓，即使在严寒肆虐的地区，除了由烧饭而传到炕上的那点热量之外，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取暖了。这一点足以证明中国人的抗冻。更无法相信的是竟然有中国人高度称赞炕的舒适性和方便性，妇女有时称炕为“亲娘”。因为自古“亲娘”就是这样。但是，西方人的暖气能够在寒冷的夜晚将热量充满整个房子，暖烘烘地将全家人都包围，不论是在家里的哪个角落，而中国人却用炕代替了这些壁炉或是火炉，用炕将全家人限制在那小小的一张**，很多时候还不得不彼此取暖。在家里也不得不穿上所以的衣服，裹得和在外面一样严严实实，一旦出门就没有衣服可以添加了，于是出门就觉得越加寒冷。有煤的地区确实也用煤做燃料，但这样的地区实在有限，而烟又常常吹进房间，常常是烟取代了温暖。家境好的人用木炭，但也用得十分节省，而且若烧法不谨慎，其危险也像烧煤一样大。以西方人的标准来看，中国人整个一生都没有让自己暖和过。冬天，他们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冻住，底下在慢慢流淌。难怪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将中国人的住房和美国的监狱相比，得出感慨：美国人住的监狱都比中国的衙门要舒服得多。

我们曾指出中国人不在意拥挤。只要天气一冷，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地挤在一起，以便取暖，考虑到我们上文的分析，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在三伏天，也经常可以看到船上乘客挤得既不能坐更无法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口的关系吧。但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在乎这样的拥挤。西方人喜欢寓所与邻居保持一定距离，既可以通风，又顾及到自己的隐私，而且还可以让自己的视野开阔些，还可以适当地弄个小花园。然而中国人丝毫不知道何为空气流通和个人隐私，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所以也就无所谓失去的痛苦了。但即使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不会喜欢这样。中国每个村庄的结构都是错错落落，毫无规划和章法。换言之，房屋与房屋挤在一起，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地价上涨，城市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最终是庭院狭窄，房间窄小，拥挤得不利于健康，即使有的地方不远处正好有块空地，人们也不会想到利用起来。

对于居所旁的噪音中国人也不在意。一位中国人可以在囫囵吞下晚饭之后，伴随着群马的嘶叫和大量马车夫的喧哗，倒头呼呼大睡。而在同样的环境下，一个来自西方的宁静世界的人却是展转反侧，难以入眠。只要他还有知觉，他就可以听到六十匹骡子在那里咀嚼、踢腿和嘶呜。这些响动之中，不时还有木头的吱嘎作响声或者狗的狂吠声在此起彼伏。在一个客栈的院子里，常常可以看见多达五十头驴子，它们在夜里不时地发出声响，令人难以想象这样的客栈里的中国旅客是如何做到平心静气的排除万种干扰。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在驴尾巴上吊一块砖头，驴就不叫了，但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谁真的这么干过，所以也就没有人将之付诸于实践了。如果是西方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定会发了疯似的寻找解决办法，但关键问题是驴子叫不叫，一头在叫还是五十头、几百头一起叫，对于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不在乎，并不是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独特表现，而是深深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根深蒂固。我们可以由此而推之，中国人每家都养一百只猫，人们都会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