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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人的做事能力（第2页）

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受到狗的骚扰，狗破坏了很多城市的正常秩序，比如说，狗在街上四处横行，阻塞交通，侵袭路人，破坏环境……然而中国人并不愿意去灭狗，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善良与同情心理，只要看看中国餐厅里的热腾腾的狗肉和络绎不绝的顾客便可以知道。大群的杂种狗肆无忌惮的在街上日夜狂吠，中国人似乎觉得无甚大碍，甚至连潜藏的巨大的实际危险都没有意识到——一旦被疯狗咬伤，后果则不仅仅是损失一点物质的小事情了，因为中国人治疗狗咬伤的方法常常是在伤口上绑些狗毛。根源肯定是我们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需系铃人。不过其他的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与中国相比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劳罗斯先生，在他的一本东方游记中有一些有趣的插图。其中有一幅，题为《君士坦丁堡总览》，画着各式各样的瘦狗和癫皮狗在开会。两者的相似，简直妙不可言。而灭狗，在中国看来是不会提上议事日程的。

造成以上结果大多数是因为中国人的漠视舒适。在此，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中国人一贯标榜自己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常常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民族而自豪。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有了这些摆设，才能“文房”。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件不可或缺的东西都不能随身携带。而且若是没有水，那么这些东西也无法发挥它们的功效了。首先，笔毛要水来润湿，否则对笔毛是致命的损害，而且写出来的字完全没有毛笔字的风韵。其次，研磨没有水也是无法进行的，黑黑的墨象石头一样，只会损伤磨盘和研头。即使这么不方便的东西，中国人也没有想出诸如圆珠笔、钢笔、铅笔这样的既方便携带又书写速度快的工具。当然，就算有他们也无法携带，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两者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些东西随身携带，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必要性。

前面谈到中国人省吃俭用时，我们竭力公正地评价了他们的高超技艺，他们方法不当，却能成就斐然，甚至达到和西方人一样的满意程度，尽管我们说这种程度是无法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的。中国人对于西方最常见的节省劳动和时间的方法一无所知。在西方现代化的宾馆里，人们只要按一下键钮，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冷热水、灯光、暖气和客房服务。但是，在中国的所以堪称最高档的旅馆里，旅客需要任何东西，都不得不靠脚力和练就的洪亮嗓音。当然，我们可以想的到，和前面一样，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便的地方。

中国人的日常用品，无法随用随买，要等小贩碰巧出现才能买到。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看过乡间的货郎，他每几天便会出现一次，吆喝着，于是所以需要买东西的人便会赶来。他流串于各个村落，每到一处都总是极受欢迎，因为这可能是村民们购买日常用品的唯一途径。城里，夜出时人人都打个灯笼，尤其是那些巡回叫卖的小贩和那些在这个时候买东西的人，因为没有灯光，月光又太过于黯淡。有的地区，人们习惯于每年2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人们在这个时候便会摆出集市，木料经常从一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最后售出，或者拖回去。如果有一个人不领市面想在5月分购买，那么他便能完完全全地体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中国古话的真理性了。

我们曾经谈到为了节省，中国人很多工具都是自行组装的，他们到处寻找各种零部件，然后回家用上好几天的时间自己装配而成，中国人相信这是种经济的做法，然而他们忽略了由于自行组装的非专业性，工具容易损坏，寿命大大缩短，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分工的高效率和高质量。这与我们的方便和经济的概念是不一致的。笔者有一次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木头的斧子。他没有买到，只好买回来十四个（进口的）大马蹄铁，请铁匠打成一把斧子，样子有点像矿工的尖嘴锄，又请木匠安上一个把，所花的全部费用要比买一把上好的外国斧子要贵多了！

然而中国的种种不便给人印象最深最持久且最容易获得的印象还应该算“卫生设备”的缺乏了。即使是在国都北京，每次治理下水道，唯一的结果便是越修越坏。一个人不管对中国的各个城市有多么了解，你若问他中国哪个城市最脏最乱，他总是会犹豫不决，衡量半天，无法回答，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各个城市垃圾粪便满地是的景象。因为中国的各个城市在这方面是没有可比性的，没有最脏，只有更脏。一位来自北方的旅行者，对一个住在厦门的人夸口说，论及城市的环境，中国南方城市不如北方城市。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走遍了厦门，发现厦门出乎意料地清洁——当然是对于中国城市而言。这个厦门的居住者出于对这个第二故乡的嫉妒，告诉他的北方朋友他来的不是时候，因为碰巧有一场大雨刚刚冲刷了街道！这位旅行者在游览了福州之后，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中国最脏的城市；他访问宁波时，确信了福州最脏，到达天津时，他加倍相信福州最脏。然而，他已经忘记了北京的景象，如果他仍记得北京，拿他在北京时的想法跟现在比一比，他可能会为自己的武断而惭愧了。

而在日本，人们总是设计一些很人性化的小东西。比如说，我上次在餐馆里面看到的牙签架。餐桌上摆着一件粗看不知道为何物的东西，它插在一件用彩纸折成的、漂亮的木偶人形袋里，牙签头部巧妙的设计成木偶人形的脑袋，看上去分外可人，堪称一件精心设计的艺术品。因此用餐过程中我一直舍不得打开它，不时端详以饱眼福。他比一般牙签要长，要粗，透着一股贵族的气派。用餐过程中，友人抽出牙签剔了一番，然后将牙签头掰断，然后将牙签架到了那个头上面。原来牙签的头部是个架子，专门用来放牙签的。确实，这个牙签架发明的很对时候，否则，牙签该往哪放呢？象这么高贵的牙签，总不能剔完就扔，那样一顿饭要很多支，是个极大的浪费。而拿在手里，放在桌上，扔到碗里，都影响美观。从这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舒适已经是一种很高级很全面的舒适了，而且他们仍不满足，仍在进步。这一点与中国正好相反，因为体会到了舒适，所以割舍不下，追求尽善尽美。

再看看日本女子的和服。平心而论，日本女子确实称不上天生丽质，既没有欧美女子的高大丰满，又没有中国女子的圆润匀称，但和服掩盖了她们所以缺点，突显了她们的优点。这宽松的和服将日本女子粗短弯曲的腿遮掩了起来，这宽松修长、典雅艳丽的服装将日本女子包裹地风情万种、仪态万千。而且在脖颈出留出空挡，将她们最迷人最性感的部位留在外面，展现那白嫩玉润的肌肤和柔美的线条。后背还有一个纯属装饰的小包，使得女子的可爱尽显。

这就是日本人所追求的，和中国人的服装相比，足以看出我们的观点的正确。

安于现状“凑合”的能力

论及中国文明的种种不方便，以下三点总是被每个西方人都毫不遗漏地提到：邮政设施、道路状况、货币流通。中国的邮寄速度之慢出乎常人的想象。当然也有私营邮局，但其作用极为有限，并且相对整个国家的面积和人们的需要来说而言，覆盖的地域也极小。

在前面讨论缺乏公共精神时，我们已经谈及中国的道路。山东有一条几英里长的穿山公路，十分狭窄，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路的两端都有士兵驻扎看守，监督交通只能是上午从这个方向开往那个方向，下午从那个方向开往这个方向！考虑到中国人的服装——特别是鞋子（我们已经描述过了），以及中国的道路状况（我们也已知道），只要天气一变糟糕，中国人就只能守在家里不出门了。在西方国家，我们说一个人笨，就说他连回家躲雨都不懂，而在中国，我们则要说他连下雨天躲在家里不出门都不懂。

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两个部分来表达祈使意义，比如“遇雨即止”。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多年的习惯，“风雨无阻”这个词语在他们的脑海里是没有任何位置的。而对于西方人来说，人人都知道自己的职守和工作不在万不得已，不能由于大雨而停止或怠慢。大雨来临时，再紧迫的公务也紧迫不起来了。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聪明地躲进了哨所，看不见一个人，他们全都“遇雨即止”了！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本来死亡人数要翻四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若是外国旅行者害怕一些狂妄的中国人，那么如果他能够随身携带一场阵雨，他将得到最安全的保障。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五分钟之内便足以驱散中国最残暴的暴徒。葡萄弹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会有许多人去捡拾冲力已尽的乏弹，如同看见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中国人天生对冷水的反感如同他们从汉朝以来对猫的厌恶。因此对付中国人最好的也是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极为便宜的冷水。

要把中国货币谈论清楚，需要的不是一小段文字，而是一整本书，一篇全面的论文。中国货币方面的怪事足以让一个西方人大开眼界，而且有时候这种巨大的弊病会不治而愈。在谈及漠视精确时，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些。比如一百个铜钱不是一百个，一千个铜钱也不是一千个，而是其他完全不定的数目，只能凭在中国多年生活的经验来确定。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一个铜钱算两个；二十个铜钱以上也这样算，所以，当有人听到自己会得到五百个铜钱时，他明白自己会拿到二百五十个铜钱。此外，总有一些不足额的货币或是假币混入市场流通，导致商人之间以及商人和顾客之间的争端连绵不断。这些弊端使得地方官员们不时颁布文告加以制止。本以为颁布文告可以肃清货币市场的混乱，没想到却给地方政府的部分贪官创造了良机，压榨本地钱庄，为难商业活动，使得商业活动和货币周转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每况愈下之势。现钱一时周转不灵，物价顿时上涨。一旦现钱被支付殆尽，代替的便只是坏钱，而物价却并不回落。这样，就有了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坏的货币逐出了好的货币。这条规律无时不刻的不在支配和引导着中国的货币市场以及相关联的商品市场。货币状况每况愈下，直到像河南省的某些地区，人人去市场都带两套钱币，一套是普通的，真假掺杂，还有一套则全都是假钱。有些商品只付假钱。至于其他商品，或是特殊交易，就要相应地支付双倍的钱币。

中国的钱币在千万双黑手中流通，常常是乌黑不已。用于穿五百钱或一千钱（名义上的）的绳子很容易断，而重新点数重新穿起来都很麻烦。铜钱没有统一的重量，但无一例外地既笨且重。相当于一墨西哥元价值的铜钱，重量在八磅以上。而吊在腰间的小袋子则是加厚加固，以承受这万般的重量。如果要用的钱超过几吊，那携带就成最大的问题了。银锭在交易中损失巨大，使用银子的人在买卖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欺骗。总有人把银子多多少少地割去一些留给自己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不足额。即使他用钱庄的汇票，也少不了多少麻烦，因为一个地方的汇票去到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不是完全不被承认，就是得大打折扣，而当他最后拿着这张汇票回到原先签发它的那个钱庄时，又得预先考虑到可以兑付多少现钱这个问题，常常在这个问题上他会碰到一场与这个钱庄的黑心人之间的争斗。就这样，中国人做着蹩脚的买卖，用着不明不白的货币，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习惯一直持续了几千年而没有丝毫的改变。而据我们所见，中国人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混乱与沉重，只有外国人叫苦不迭。

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只伸开四蹄躺倒在地的驴子，它被一根套在脖子上的结实的绳子挂在木桩上。但是，驴不是调整自己的身子去适应缰绳的长短，而是不时地把绳子绕到最短限度，驴头倾斜四十五度，它那扯着脖子的样子，似乎颈部脊椎骨有脱臼的危险。我们感到奇怪，它这样怎么不会折断脖子，更不明白，它这样做有什么乐趣。没有一头西方的驴会那样做。和这头驴子一样，中华民族虽然处于一种半扼杀的状态，他们却自以为很舒服，因为不明白真正舒服的标准，没有体会过真正的舒服，他们的舒适感还只是停留在很原始的阶段，也就如同我们所说的他们的标准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我们的起始的前提。中国人满足于现状，并且每个人都有适应环境的超强的能力，对于碰到的种种不遍，他们可以用典型的耐心加以忍受，忍了几代，忍了几辈子，便逐渐成为了习惯，只要状况不突然变差。当然，就算突然变差，结果我们也可以预知。

有些完全熟悉中国人和中国方式，甚至还有些专门研究过中国的人，时常断言说中国人尚未开化，还处于混沌的原始状态。这个判断的错误和肤浅之处显而易见，做出这个判断的人一定是对文明和舒适的标准毫无概念或者是混乱不堪。在考虑中国的现状（与三个世纪之前毫无二致）并对它做出评价时，应该认真观察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变化，这是我们进行公正比较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认为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的英国是未开化的国家，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时代的英国也肯定是不堪忍受的。

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提及过去的三个世纪之中让大不列颠群岛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原因。因为最近五十年来在舒适方便的标准上发生的彻底革命已经祖国让我们思考了，而且对它的思考在这里显得更加具有实际价值。在舒适方便的标准上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改变，因为物质是舒适方便的基础，而发生的这种变化不光要有物质为前提，更需要精神上的意识作为原动力，每一次变化都是由于人们对现实的不满足而带来的。如果我们被迫回到我们曾祖父和祖父的粗野方式，我们也许会怀疑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值得过下去。时代不同，我们的思考和理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带来的社会面貌也会有所改变。与此对照，在中国，时间从未流动，人们的思想也未发生改变。因此，如今的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完全相同。当新的情况出现，这些标准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调整。然而，我们期待也罢，渴求也罢，这些标准将不会是我们目前所习惯的标准。因为中国的社会状况永远与我们的有那么多的不同。

追求真知的才能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保护历史记载珍藏历史遗书方面，要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先进得多，也尽力的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有多么冗长罗嗦的史书，他们都保存完好而且肯定面面俱到。如同上文中的那些语句，而且即使有缺失，也会有一批人去研究补充更正，以此为职业穷其一生，如同研究红楼梦已经成为了一个学派还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红学。难怪许多西方作家，似乎对中国的史书极其赞赏，而且对书中的叙述绝对相信毫不怀疑。下面是一段摘自维也纳大学讲师辛格博士一篇文章的一段文字，其译文刊登在《中国评论》1888年7月刊上：“科学的考据早就承认中国古典文献是可信的。而且可信度越来越得到证明。比如李希霍芬，这位刚对中国进行过全面考察的学者，在谈论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具有令人惊讶的矛盾成分时认为：中国人记录历史事件时严格求实，若涉及到统计数字，其追求真知的精神更为认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一般交际和外交谈判时撒谎的掩饰风行，这是被绝对公认的。”

历史要精确地为后人所知可以通过两条全然不同的线索来传承：一是途述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有侧重地又详尽地描述；二是解释事件，通过对人物和动机的分析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有些广泛地细致地考察研究过中国历史的人说，用前一种写法，中国的这些史书无疑都是记载那些发生在写作之前的事情，即实录，当然是否是“实”还有待研究专家去考证；而从后一种写法来看，这些史书则绝无半点严谨合乎辛格博士所说。在此，我们尚且不对自己不十分了解的东西妄加评论，只是想提醒人民，一个民族在善于撒谎的同时却能塑造一代又一代看起来是尊重事实的史官，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应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同样的爱憎感情，曾经使其他许多国家的历史受到无礼的歪曲，同样的条件下，难道中国就会例外吗？同样的原因，难道就单单不作用于中国，而毫无理由毫无根据地选择其他国家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历史，也有理由去怀疑。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声称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可信的人，其实已经为自己设了一条后路，他们随时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与借口（在这方面是不是因为对中国太过相信而受到其感染学会捏造？）同时他们随时准备承认：中国的真实仅限于历史。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真实实际上是无从考据的。当然我们不可能也不必去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说谎。因为我们可以就地取材，中国人自己的话便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常常听他们用南海岛屿上的首领说他的部落那样的方式来描述谈论自己的民族：“我们一张口就说谎。”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并不经常地为说谎而说谎，这一点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他们说谎是一种手段，一种处世的方式，因为不说谎就得不到某种利益，而说谎所能带来的利益是不可抗拒的，就象我们刚才所说的物质的**性是极大的。“他们不说真话，”贝德禄先生说，“同样也不相信真话。”笔者有一位朋友，曾经有一次接待了一个中国小伙子，小伙子学过英语，喜欢到处使用，然而他左思右想觉得似乎少了一句什么我们平时经常说的话，那就是“你说谎”，于是他希望在他的英语词汇中增加一句“你说谎”。我的这位朋友把这句话告诉了小伙子，但告诫他不要对外国人讲这句话，否则他一定要做好挨揍的准备。当然，作为中国人的这个小伙子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提醒毫不掩饰地表示奇怪。因为他是中国人，是一个经常不得不说谎的中国人，所以在他心里，这句话与“你在哄我”的意思一样无伤大雅。柯克先生（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曾谈到西方人最不喜欢被称为说谎者，（这样如同说他们是小偷或者说他们道德败坏）他说道；“但如果你这样去说一个中国佬，你根本不会让他生气，不会让他感到有失身分。他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他的回答是人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对一个中国佬说‘你说谎成性，现在就在编瞎话’，如同对一个英国人说‘你一贯讲俏皮话，我相信你现在脑子里就有好几条糟糕的俏皮话’。”

“面子”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天生的素质，尽管我们看来面子只是人天生的一个身体组成部位。这样看可能会有人觉得荒谬可笑，但假如深究下去就会发现我们这样说的合理性。因为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单指人的脸部，它在字面上是一个群体复合名词，但实际上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所能描述和想象的。

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如下的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戏剧的本能和表演的天赋，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种族。理解这点对于我们解释面子的含义是很有帮助的。在中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娱乐，戏剧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一如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中国人极易被戏剧所感染。他们会把感情全身心地投入于戏剧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只要有一点点的感触，他们便会与戏中人产生共鸣。西方人看到这种做法，即使不认为荒唐，也以为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戏剧语言占据了他们的头脑。比如说，他的自我防御心理觉醒之时，即便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对大批民众。他会大声地说：“我对你说，对你，还有你，对你们说。”麻烦话解了可以说“下了台”，而如果没法化解，便可以用“下不了台”来形容。所有这些表达方式都与现实毫无半点关联。只有戏剧才会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由合适的人讲出一段漂亮的话来。中国人从来就不去幕后，因为幕后会让他们发现事实。在如同戏剧一般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只要每个人都不破坏戏剧的氛围，不去揭开戏剧的幕布，就会有面子。如果闹脾气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不会这样做，就叫“丢面子”，那样就中断了表演，会让所以其他的人而气愤，因为你揭开了现实的幕布。

一旦正确理解面子这个概念，那么你就掌握了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把号码锁，可以开开门看清楚屋内的东西，而不是隔着窗帘妄自猜测。

当然对于不擅长戏剧的西方人来说，面子的运作原则和戏剧的演出规律，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总是忘记戏剧因素，误入对中国人来说重要得应当忽略的事实领域之中。因此他们也没有机会体会演好一出戏的成就感。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岛的禁忌，都是一种无可否定的潜在力量，只不过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常识来废除和替换。中国人与西方人都应该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因为他们对于同一件事情永远有争不完的不同意见。和事老在调解小村庄居民永无休止的争吵时要讲求调解的艺术，除了公正之外，他们首要考虑的便是双方以及他自己的面子问题。有时候为了面子可以放弃公正，尽管公正是目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保全了面子便是对他们最大的公正。这样的搏弈就如同西方国家的政客考虑双方的力量平衡问题一样。同样的原则，也经常出现于法律裁决，因为面子问题，很大比例的诉讼结果都是平局，或者是庭外的调解。

而仅仅一海之隔的日本，为了发展为了生存，他们可以不惜一切面子。他们作为一个起步晚的民族，在公元前两三百年还处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而他们一再地派使者来到中国学习，将中国的青铜器、铁器和水稻种植技术带回了日本，使得他们的文化大步的跃进。而战后日本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偷”来的种种技术让他们收益非浅，照相机、电视机、彩电、手表、汽车……没有这不顾面子的“偷”，何来今日的经济第二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