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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人的变革能力（第1页）

第五章中国人的变革能力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而并非纯粹的“金钱”两个字可以说的清楚的。若人们之间失去了信任，人类就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组织得如此严密如此复杂的社会之中，这一点更是显得不容置疑。假定这是一条公理，我们去注意一系列的现象来证实这条公理，是毫不过分的，尽管这些现象可能会与我们的理论相冲突，甚至完全相违背，但对于那些熟悉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但关于中国人互相猜疑的许多情况，对中国人自己来说并不少见，相反，这是他们与所有东方人所共有的特点。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中国人是一个注重信用与怀疑猜忌心重双重体现的民族。毫无疑问，在现今中国存在的制度的本质使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章与业已讨论过的中国人相互信任程度密切相关。一个人不小心知道了一些与他本人全然无关的事情，其结果可能十分严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危险更能引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各民族的猜疑。人们总是对周围的一切怀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根据一些本身就不太确定的证据去怀疑别人。

而当我们说起这个猜疑滋生盛行的中国，总是不免会提到这种互相猜疑的第一个见证——吸引人注意的、高耸于这个国家各地的城墙。“城”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用墙围起来的城市。这与拉丁文里“军队”一词就意味着训练或操练一样，具有意味深长的含义。中国的律法中，要求每个城市都要按照规定把城区围起来，但是这同其他法律一样，这并没有形诸文字，因为在不少城市，人们听凭城墙坍塌损毁，也不见任何保护措施。我们得知，在清朝，有一座被太平天国军队包围并占领好几个月的城市，在长期的战争中城墙完全遭到摧毁，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都没有再修起来。其他还有不少城市也只有薄薄的泥墙，就连老百姓的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爬上爬下。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事情总是从完美状态趋于衰败，破壁残垣在历史的轮廓中老去，却不会有任何的人想着去维护，这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贫弱。而一旦有了其他紧急的事情，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修城墙。实施维修时，可以方便地对官员以及其他暴发户进行罚款，而苦难的农民也逃不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

朝廷对人民的不信任，这是中国所有城墙赖以建筑的坚实基础。尽管皇帝在理论上是其臣民之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官员又称作“父母官”，但不论哪一方都清楚，这些都是纯粹的专业术语，就像“加”和“减”一样，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而人民同其统治者的关系，实际上相当于孩子同一个继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其中有大部分的起义，只要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就可以避免。难道是政府有为难之处，而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还是是政府根本就不想那样做。与此同时，老百姓慢慢地起事，以这种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而此时大多数政府中的官员们却迅速撤入准备好的防御区里，躲在厚厚的城墙后面，如同缩到硬壳里的乌龟，或者更像是躲在刺球里的刺猬，却把这场骚乱留待军队去慢慢收拾。

走进中国老百姓的民居，就会发现这里如同别的东方人的城镇一样，所有房屋都有高高的围墙，这又是猜疑的例证。让一个外国人在与中国人交谈时谈到类似伦敦或者纽约这些地方，就要故意把它们说成是“有围墙的城市”，如果这一点让外国人感到困窘的话，那么，那些对西方有兴趣的中国人也会困惑不解：这些国家的人民何以能够生活在毫无围墙遮拦的地方。尽管缺乏足够依据，中国人也会立刻加以推断：这样的国家肯定没有什么坏人。

中国大部分的乡村，几乎都是人口众多，它们看上去就好象就是一个个微型的城市。这一点，无疑又一次证明了相互猜疑，人们不仅防犯外族入侵，就连对他们自己人也多一个新眼，用他们的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据我们所知，唯一一个例外的不这样聚居的便是山区，那里土地的非常贫瘠，以至于只能养活一二户人家，因此那里的人又是如此贫穷，穷得以致不怕贼偷。比如贝德禄先生提到的四川省：“农民及其雇工，可以说无一例外地住在田边的农舍里，他们往往是相互分隔，而不是挤作一堆。”这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因为这个偏僻省份的人比别的省份的人更希望和平，那就证明了贝德禄先生的评论，这种希望历经许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尽管在此之前有过长期的和平——太平天国起义的那些岁月。

女子无才便是德

东方人的猜疑，在中国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种不信任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例证，就是实际生活中以及口头上对妇女的态度。关于这类的说法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整整一章都谈不清楚。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众所周知地成为一种“危如私盐”的商品。而一旦她们订了婚以后，她们外出走动的时间就比从前更少了，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被看作是“红杏出墙”而引来恶毒的闲言碎语。有一句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说法，说的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尽管中国妇女的自由比她们在印度或是土耳其的姐妹要多得无法相提并论，但中国人对妇女的尊重还是不太够。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引用一些通俗的说法，来说明大多数的中国人对妇女的一般的看法，这些说法可以视为长期经验的总结。她们经常会被被说成生性见识短，而又不可信任——是嫉妒的化身，有道是，妇人善妒。这里，“妒”让人想起，或者故意让人想起它的同音词：“毒”。

然而，判断这种自由不能看表面现象。一位在印度城市德里住过几年后来又住在山西省会的女士评论说，中国大街上的妇女要比印度少。不过，这个事实与此处正文陈述的事实并不矛盾。

中国的妇女普遍不能接受教育，因为这个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时期的妇女永远处于从属地位，她们在家中的地位甚至不不上她们的儿子，丈夫就更不用说了，这里存在着不成文的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度——所有这一切做法都不尊重妇女，而尊重妇女恰恰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

法国是一个以讲礼仪而著称的国家，他们的礼仪大都与其它欧美国家相近或相同。但究其根源，今日欧美的许多礼仪又是出自法国。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流行于欧美各国的尊重妇女的风尚，即所谓“骑士风度”，便是中世纪法国的最有成效、历时最久的创造。这种“骑士风度”最初只局限于对宫廷中的贵妇们，以后扩大到绅士和资产阶级的太太。这种尊重妇女的风尚已成为整个欧洲社会（当然还有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在对待妇女态度上有别于其它一切社会的突出的特点，并将长期地保留下来。

鉴于“骑士风度”的影响，对妇女谦恭礼貌是法国人引以自豪的传统。长期以来，法国人皆以恭敬妇女，崇尚妇女而自豪。他们一向以“殷情的法国人”而著称于世。历史沿革到今天，所有有教养的男人仍旧恪守这些礼仪，否则便会被耻为没有教养的粗人。

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它在文字结构恰当而无意的公正性，随带地例证了这些观点。一位汉语方面的杰出学者，为回答笔者的请教，仔细考查了一百三十五个女字部首的常用字，发现其中有十四个是褒义的，如“好”、“妙”等等，其余的则是三十五个贬义，八十六个中性。但那些打油贬义的字中，却包含了整个汉语中最另人所不齿的的含义。许多女字旁结合声旁表示“欺诈、诡诈、卑鄙、不忠、自私”；而三个女字在一起，则表示“私通、通奸、诱奸、阴谋”。

据说，人们之间之所以互相不信任，是有两个原因：其一，因为他们互相了解，其二，因为他们互相不了解。中国人觉得，任一方面的原因都足以引发互相之间的不信任，他们也就相应地见机行事了。尽管中国人生来就有凝聚在一起的能力，这时常令人想起化学上原子的结合，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然而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途径，就可以很容易地确知，中国人其实不想相互信任，哪怕是做点表面工作来表示相互间的信任。就算是同处一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时常会成为互相猜疑的牺牲品。儿媳们经常是这些猜疑的导火线，她们煽起家庭之间的争斗，为了分得共同劳动的收益，妯娌们经常使她们的丈夫之间互相嫉妒。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关于家庭生活，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们接下去注意一下另一种同样普遍的情况，这些人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多次的仆人。这些人与家庭生活没有复杂的关系，他们与主人之间只是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但是仆人之间的关系就不这个要复杂的多了，如果他们不是由同一个介绍人介绍来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所谓的“武装的中立”。一旦有什么不利于某个仆人的事情传出来，他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谁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的”，即使这个仆人明知自己已是罪恶昭彰，但他的第一个念头仍然认为其他仆人怀恨于他，而在背地里告了他的黑状。我们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中国仆人听到院子里有人在低声地交谈，脸色立刻变了，怒气冲冲地冲出房间。因为她以为一定是在争论与她有关的事，但实际上只是在谈购买稻草的事，只不过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协商的价格而已。

如果某一天一个仆人突然遭到解雇，这种猜疑就会发展到白热化的状态。他会断定有人说了他的坏话，进而疑心除了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坚持要知道自己为何遭到解雇，尽管他明知自己其实平常有许多地方做的不对，而且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解释得通。但他的面子一定要保住，他猜疑的本性一定要发挥。这些事情时常发生在中国家庭，以及有中国仆人的外国人家庭，只是程度不同，因为一个中国仆人知道能把外国人的好脾气利用到什么程度，但他知道中国主人是不会那么好摆弄的。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有那么多的外国人，至今还雇用着那些早就该解雇的中国仆人，因为他们不敢解雇。他们知道，只要一提解雇这两个字，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也就是惹恼了那位受到指责的“不光彩”的仆人——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他们没有勇气采取断然措施，唯恐这样引起的后果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而中国仆人也就得以继续在他们的家庭不断猜疑。

有一个关于奥地利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世纪时，这座城市遭到土耳其人围攻，而且马上就要沦陷了。在危急时刻，一个奥地利姑娘想起自己家中存有许多蜂箱，于是就立刻搬来倒翻在城墙上，城墙外的土耳其人眼看已经快爬到墙顶了。但是，在蜜蜂鼎立帮助，上耳其人迅速败退，城市也保住了，这位奥地利的姑娘功不可没。中国人的计谋经常是如同这位奥地利姑娘，而中国人的成功时常只是一种标志，因为这种骚扰正如一位拉丁语教授所说的暴风雨，人们宁愿“相信别的什么”，也不“相信它本身”。怪不得有这样一个说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办法就是干脆闭上眼睛，假装没看见，但这个办法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不能轻易做到了。

在我们抚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记住，当他们自己在世上独立生活的时候，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而中国人即使在小时候也不需要这种告诫，因为他们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吮进了这种谨慎了，甚至可以夸张一点的说，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谨慎。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我们惊奇地问，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走进庙里？他们的解释是，因为庙里的和尚可能会趁机谋财害命！而两个人不能一起往井里看，是因为如果他们其中一个欠另一个债，或者有另一个想要的东西，所以他有可能趁机把同伴推入井里！

没有什么能比非正常性死亡更易引起中国人强烈的猜疑。典型的例子是已婚女儿的死亡。虽然如同我们前面说的，女儿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可假如她死得可疑，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主动权。女儿若是受不了婆家的压力自杀后，他们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俯首屈从，而是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这种情况下，拒绝和女方娘家达成一致，就会引起一场持久、恼人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报复，不过，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住“面子”

另外有一些互相猜疑的例子，都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小事。在西方，提倡自由、民主而没有压制，而在中国则正相反。对我们来说，对症下药是处理事情的最为简单、最为有效的方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中国就得要考虑许多不同的其他因素，一环套一环的思考，凡事都是如此，在涉及钱与粮这两种构成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经纬的东西时，这种感觉最为明显。一笔原本可以交给别人来分给大家的钱，却已经按照既定方案分好了，因为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别人实在是很难信服，虽然这种分配他没经历过，但在他所经历的许多次分配，总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总是免不了被扣除了不少钱。同样，中国人很难接受安排去负责别人的食物分配，在我们的仔细询问下，接受食品的人也并不认为主管食物分配的人扣下了一部分以供己用，但在这种情况下，不满情绪可能完全被压制了，但没有理由认为表面上看不出来，人们内心就没有在互相猜疑。的确，事实上也只有外国人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中国人早就料想会那样，正如他们有同样理由去肯定凡是机器都有摩擦一样。

中国酒家的店小二大都有个习惯，在客人付完钱即将起身之际，大声报出帐单上的数目，这并不是为了称赞客人出手阔绰——外国人以为是这样——而是有更实用的目的：让别的店小二明白，他自己并没有偷偷地拿客人给的小费或者说“酒钱”，虽然他们一直希望客人能给一点。

在西方要办一件需要商量和协调的事，只要派人送封信就可以安排妥当，大这事在中国却行不通。主管人员必须亲自出马，去见对方的主管人员。如果对方不在家，那就下次再去，直到见到为止。否则的话，没有人能担保通过他人的中介，而事情不被歪曲。

人们总是在茶余饭后谈论中国人的社会团结。经常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家庭的权威人员或者是家族的所有成员似乎都去干预某个家庭成员的个人私事。对于一个异姓人来说，如果他聪明点的话，就不会插手这样的事情，以免和整个家族爆发矛盾。有一句实在是很管用的话：不同姓，难相劝。讲的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意思。一般人都会想，一个外姓的家伙来瞎掺和我的事情，算什么意思？肯定别有居心，理所当然，就是居心叵测。如果终生为邻为友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局外人或者没有特别关系的人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在中国，“外”这个字，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范围和意义。外国人因为来自外国，所以受到排斥；外村人因为来自外村，所以也受到排挤。如果一个外人，没人知道他来自何处，他本人又不想让人知道，那么，情况就更受重视了。人人都在猜测这个外乡人，“谁知道这个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位谨慎的中国人心里总不免这样嘀咕。

如果一个出门人不巧走错了路，到达一个村庄时天色已暗，特别是时辰已晚，他会经常发现没有人肯走出房子给他指一指路。笔者就有一次就转悠了好几个小时，想出钱请人带路，问了不少人，可他们甚至连我的这个小小的请求都不愿意听一听。

中国私塾里的所有学童，都要大声诵读课文，极大地损伤了他们的发音器官。这就是中国教育制度中的“陈规旧习”，但如果有人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话，就会知道，假如听不到读书声，教书先生就会怀疑学童读书不专心。而那种让每个学童背对着先生背诵的奇异做法，也是为了让先生能肯定学童没有偷看先生拿在手上的书！

并不是每一种形态的文明都主张人们有责任款待陌生人。所罗门的许多有关小心提防陌生人的箴言，在与东方人实际接触之后，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中国人谨慎简直到了一个令人难以超越的高度。一位受雇于外国人专门收集童谣的中国教书先生，有一次听到一个小男孩哼唱着一支没什么意义的儿歌，恰好这位先生以前没听到过，他便让这个小家伙再唱一遍，结果小男孩吓得赶紧跑掉了，再也找不到了。这个小男孩是中国环境的曲型产物。如果有个人发了疯，离家出走了，而他的朋友到处找他，希望听到一点他的线索，他们很清楚要找到他的踪影，可能性很小。如果他曾经在某个地方呆过，却又消失了，找他的人自然要问，你怎么着了他？这就可能带来麻烦。所以，面对陌生人的问话，人们肯定会采用的最为安全的办法，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已经从亲身经历中了解到中国人的谨慎态度，就连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试图到某个村庄寻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也会碰到同样情况。有件这样的事情：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向人打听到了去他要找的那个人的村庄该怎么走。但当他到达这个村庄之后，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却不约而同地否认有这样一个人，还说连听都没听说过。这种众口一词的假话并非事先有意编造，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全村人同时采用此种对策，这是一种正确的本能，就像一只草原犬鼠看到陌生的东西，就会缩进洞里一样。

在诸多这类事情中，中国人已经熟练到从一声招呼中的细小方音区别，就可以判断一个人大体从何而来。一个陌生人来到当地，别人总会盘问他，他住的地方离其他许多地方有多远，似乎要肯定一下他有没有骗他们。同样，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询问一个自称是秀才的人何时“进学”，还要问他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他是怎么作文的。这样一来，骗局就很容易揭穿，事实也经常如此。一个人不能指望冒充是某个地方的人，因为口音多少有点不同，会让他露出马脚的。留心的陌生人会发现不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自己都难以找到某人的线索，因为这些做法都会引起普遍怀疑，而且如同前面的例子那样，整个村子都会这样做。

几个中国人去寻访一些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就诊的中国人，能找到的没几个。有一次，终于有个病人大胆地同陌生人说话，但他只说出自己的姓，姓属于一个大家族，他断然拒绝说出自己的全名和别人对他的称呼。另外还有一次，一位信客到一个村庄查找一个收信人，但全村的都像一无所知的白痴一样退避了，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承认自己知道这么一个人，以至于连一点线索都没找到！在这个例子中，这位陌生人要找的人就住在离他不到十杆的地方。而这位收信人也对信客找了他很久还没有找到感到十分困惑，而这并不是因为信客的能力有限。

有一位有十分富有邻居的一位老人，以前跟他一样，是中国一个极普通的秘密教派的成员。问起老人这位邻居的事，被告知，两人住的房子离得很近，而且是一起长大的玩伴，并共同度过了大约四十年光阴，现在却不常来往了。问这位老者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老人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说：“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但他有钱了，我却很穷，我要是去那儿，人家会说闲话的。人家会说，他来这儿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