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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人的变革能力（第2页）

中国人也毫不掩饰承认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的猜疑，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在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不愿意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客人会感到局促不安，赶紧走到外面的走廊里去，意思是：“不要怀疑我，你也看到，我没拿你的东西，我不在乎这些东西。”一个自尊的中国人去拜访外国人，也是这样的情形。

中国有个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个充满智慧的格言说明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人们说话做事都是小心翼翼，就连走路都是轻轻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们却不会这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任何一句不经意的话语，都有可能招致不良的后果。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知道。

“信任”与“猜疑”的能力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从很多方面证明了他们的互相猜疑。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因此，双方一致认为，应该暂时把事情交由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这样做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因为双方的利益分成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只有拿到钱，生意才算做成。如果这件事情有不少内容，有些就得写下来，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而中国银子市场的混乱状况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部分原因在于钱庄不信任顾客，而顾客也不信任钱庄，双方都很有理由，互不信任。在中国南方甚至中国任何地方每一枚加盖印戳的银元，都在说明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的猜疑本性；尽管他们想做成一笔生意时是精明的，但不愿做一笔生意时，他们更精明。每一位顾客，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希望天黑之后花用银子，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疑，难怪城里的每个商家都不断忠告说。今天打烊，明日请早。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十分复杂，包罗万象，马可·波罗告诉我们，钱庄汇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但这些票据绝非普遍，而且看来也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流通。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的钱庄，会拒收对方的汇票，而且这样做还是挺有道理的，这对于钱的流通来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中国的投机家所发放的高利率，可以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互相缺乏信任的见证。这种过分的榨取，主要不是钱的使用费，而是巨大风险的保险金，是给提供贷款的资本家减少心理负担的报酬。中国根本就没有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投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资源开发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民无信不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许多事情会长期悻离这句话，以致于极大地损害人们的利益。

几年前，报纸上刊登了一段有关纽约华人社区情况的报道，这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在商业上互相猜疑的奇特例子。这个中国人的组织大概同中国人在别的城市建立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还有十二名头面人物做市政官员。他们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存放在一只很大的铁制保险箱里，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们锁上了一排十二把笨重的中国式铜挂锁，而不是纽约各家银行那种结构复杂外观漂亮的暗码锁。这十二位市政官员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如果要打开保险箱，就必须十二个人同时到场，每人打开自己的那把。这些杰出的市政官员中有一位不巧去世了，于是，市政事务陷入了极端混乱。他那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冒险占他的位置，这是因为害怕这样一种迷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任，让他得同样的病死去。直到一场特殊的选举之后有人填补了这个空缺，才会有下文。这件小小的事故的确是一个窗口，愿意一看的人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性格的重要特征——组织能力、经商能力、互相猜疑、无限轻信，以及对西方人的制度和发明的沉默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结构，也同样存在因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实就是亚洲所特有的一个例子，用来防止朝廷中的侍女和男仆可能发生的不良关系，这在中国很早就有，历朝历代都把这个制度传承下去。但当今的清室却用十分有效的办法对付了这个危险的阶层，剥夺了他们在历朝历代祸害他人的权力。

当不和谐的双方，比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必须在高层次上合作时，必然会有猜疑。而满人和汉人在管理政府方面的奇异结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说明他们之间相互猜疑：“六部”中满人担任正职，汉人也许就担任副职。通过这样的互相牵制和平衡，国家机器得以维持。庞大而重要的检查机关同样证明这一点。

那些了解中国政府内部运作情况的人，他们的观点让我们确信，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互相猜疑这也是中国官方生活的特点。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子。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上级官员嫉妒下级官员，因为这些对手令人惧怕。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也少不了猜疑，因为上级官员可以随时让他调任或免职。

看来有充分理由相信：上下级官员都多多少少嫉妒庞大而有力的文人阶层，而官员们又一致戒备着老百姓。后一种心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半政治性质的社团，因而整个国家成了个大蜂窝。一个知县可以压制如著名的在理教这样的社团的年度聚会，只不过因为这个社团禁止享用鸦片、酒和烟草。知县想把他们预定的宴席让给他衙门里贪婪的“虎狼”。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在理教计划反叛，证据确凿，而是因为官方早就假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也不例外。这种普遍的猜疑解决了全部问题，政府随时干预，抓住首领，发配或除去，这一刻的疑心解除了。

很明显，我们所论述的互相猜疑的习性，强化了前面讨论过的保守性，因而使新事物无法得到采用。在中国实行的人口调查，由于政府很少为之，致使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感到陌生，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熟悉。因此，这种人口调查总是让人心生疑窦，怀疑其别有用心，以至于产生了恐惧感，怕是政府要压榨老百姓的又一手段。这种猜疑的真实性，可以用笔者所住邻村的一个事件来阐明。某一家有两兄弟，其中一个听说已经下令进行人口调查，就想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强制性移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地习俗，他们中有一人要留在家里看祖坟，弟弟预见到自己肯定要走了，就自杀以逃脱了长途跋涉之苦，这样一来就使政府的计划受了挫。

猜疑与保守主义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回国至今，一直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这一致命的结合，同样也阻碍了中国对国外先进事物的必然引进。而对政府意图的猜疑，将会长期阻碍中国需要的改革，因此，中国过的许多仁人志士不得不为此放弃许多辉煌的计划。三十多年前，就曾有人向北京某位显赫的政治家指出发行银质铸币的重要性，他非常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永远都不能去设法改变这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尝试着那样做，老百姓马上就会认为朝廷要从中谋利，那是行不通的。”

就连在开采矿藏上也是障碍重重。如果开采得当，应该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地下的蚯蚓，地上的侵吞和猜疑，层出不穷，使得这方面任何最基本的进步都举步维艰。不管好处有多大有多明显，当人人对此猜疑皱眉之时，引进新事物便几乎不可能了。已故的倪维思博士为中国培植外国高级品种水果，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水果明显可以产生巨大收益，但他每做一步，就不得不与这种猜疑作斗争。换一个不够耐心、不够善良的人，早就厌恶地放弃这个计划了。一旦有了好的收成，这种状况就逐渐消失了。但是，当中国海关对养蚕种茶进行调查时，这种猜疑却是十分真切的。那些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人，何以相信，与以往积累的经验相反，这次调查的目的不是征税，而是促进生产，增加劳动的收益。谁听说过？谁又会相信？中国人对这种计划在心里所持的态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兰谚语来表达：“狐狸跳进鹅圈里时说：大家早上好。”

我们还是接着来谈这个话题与外国人的特殊关系。对外国人猜疑和俱畏的态度，时常伴随（或许主要也是因为）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外国人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去干最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一个外国人走到一个人们不常见到他的地方，人们会据此推断他在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他注视着一条河流，那他一定是在探测河里有没有贵重金属。人们认为他有能力看到地下深处，看出有没有最值钱的东西可以拿走。如果他参加赈济饥荒，人们不用仔细思考，就知道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挟持一批这个地方的人去国外。正是由于对“风水”的这些看法，外国人不能上中国的城墙。而在中国的外国建筑物，其高度必须严格规范，如同国家的边界线一般。

中国人看来完全缺乏自然界一致性的信念。贝德禄先生提到过四川某山区有一种说法，认为长鸦片的地方，地下就有煤。但这不单是无知的人的概念，因为北京有位高级官员告诉过他同样事情，并将不知道煤的生长速率来作为反对煤矿开采过快的理由。

外国人来中国求学旅游，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到李希霍芬骑马游历乡间，以及他那副毫无目的信马由缰的样子，使四川的老百姓把他想象成一场惨重战斗之后的逃命者。许多中国人，尽管在事后十分了解外国人，但他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如果这个外国人正巧个子很高，他们都会暗自吃惊，因为外国人在形态上和他们是多么的不一致。许多中国妇女受到劝告，她们一旦主动走进外国人的房子，要人命的咒语就会起作用，让她们中魔。如果最终硬要她们进去，她们也绝对不会踩外国人的门槛，或者照外国人的镜子，因为那样做就会性命不保。

就在不久前，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到笔者的居所来帮助一位新来的人学习汉语，由于他们那儿对外国人几乎毫无所知，因此他与外国人打交道就不免有些困难。他呆了几个星期之后，突然想到他母亲需要他去照料，就离开了。他许诺说好某天会回来，但再也没有出现。事后我才反应过来，在我这个外国人家里的时候，这位精明的儒学家从没喝过一口仆人按时送去的茶水，也没吃一顿饭，以免麻醉药下肚。当另一位教书先生递给他一个信封，让他把自己写给母亲的平安家书放进去，并示范给他看只要用舌尖舔湿信封即可封口时，他的心情立刻紧张，转而客气地请那位教师替他封，因为他自己实在不会。

这种心理定势，使中国人对外国人印刷的中文书籍有了一种顽冥不化的看法。他们普遍坚信，书上有毒，而油墨的气味就是小说中的“蒙汗药”。人们有时还会听说，这种书谁要是读上一本，就会立刻变成外国人的奴隶。我们听说的一位小伙子的看法，与之略有不同，他在读了这样一本小册子的开头之后，就害怕地把它扔了，跑回家告诉朋友说，如果谁读了这本书并且说谎，就肯定会下地狱！有的时候，分发宗教书刊的小贩会发现，这些书送不掉，却不像某些人猜测的那样是因为人们敌视书的内容，其实书中内容既不为人所知，也没什么可在乎的，而是因为人们担心它是以赠书为肇始而进行敲诈，中国人太熟悉这种方法了。

如果一个外国人试图记下中国孩子的名字，据悉这个简单的程序显然成功地弄垮过一所即将兴办起来的学校。记名字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所引起的臆测，同样会导致一场惊慌。汉字的罗马化拼音系统，最初阶段肯定碰到过这种反对和猜疑。为什么外国人教学生写的东西家里朋友读不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解释，都不足以向一个满腹狐疑的中国老人交代清楚，因为他认为：多少辈人都认为汉字够完美了，对他的孩子也就够好了，比起不知祖先是谁的外国人的发明来，要好多了。几乎可以说，外国人提出的一切，都会遭到反对，明显的理由是，那是外国人提出来的。

“柔顺固执”这个特点，会使你的中国朋友用最为客气和准确的话向你保证：你的提议十分令人赞赏，也十分荒谬。

讽刺在外国人手里是一种武器，但这绝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有一位外国人，他对中国人的了解绝没有他要求的那样多，对于一个仆人的失职和过错，曾在厌恶之中用英语骂他是“骗子”。这个仆人一有机会就问一位汉语很好的夫人是什么意思，才知道这个字眼是说他的，“这致命的刺痛深深地激怒了他”。那些读过《伊索寓言》中文译本的官员，他们的心态与这位北京仆人一样。这些官员不禁悟出这些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的隐晦含义，为防患于未然，他们竟查禁了这本书。

时至今日，外国与中国交往的全部历史，在中国一方是猜疑和推诿，在外国一方也无疑有不少严重失误。这段历史回想起来令人厌倦，而那些负责那种出力不讨好的谈判的人，却没有吸取这段历史教训。在中国，个人自己常常就得充当外交家，中国人应该明白该怎么办。我们下面的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事情是：有位外国人想在某个内地城市租一些住宅，而当地的官员却摆出各种理由来拒绝。在一次事先有安排的会见时，这个外国人一副中国装束，带着不少书写用品。初步交谈之后，这个外国人慢条斯理地打开了他的书写用品，放好纸，看看钢笔里面有没有墨水，一副专心致志的神情。那位中国官员极有兴致并十分好奇地注视着这个过程。他饶有兴趣地问外国人在干什么，这个外国人解释说他只是理一理书写用品——仅此而已。这位官员立刻神色大变：“书写用品！用来作什么？”“记录你的答复。”外国人回答说。这位官员赶紧向这个外国人保证说，没必要记了，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这个官员又怎么能保证，那份他不可能知道内容的神秘文件，下次他会在哪里再听到？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猜疑，最为顽固的，要数发生在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和诊所里的事情了，如今这样的医院和诊所已经遍布中华大地。在广大的病人之中，的确有不少人对外国医生的好心和技术，表现出的信任既含蓄又令人感动。还有其他不少人，他们的感受我们所知甚少，除非仔细询问，才知道他们还在相信那些十分荒谬的传言，比如外科医生具有把病人剁碎的癖好，或是把人的眼睛和心脏摘取制药，甚至还有谣传说外国人在地窖里可怕地处置中国小孩。一二年之后，外国人救人治病的事实广泛传扬，于是这样外国人的医疗机构在中国遍地开花，云开雾散，这类谣言不攻自破；但是，这些谣言还在数以万计地一次次成功地使人相信，就像八月间的霉菌繁茂地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土地上一样。

听话要听话中话，听音要听弦外音

误解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天赋，外国人只要学会很少的汉语，少到足以用来承载思想，他就会发现这一点。别人听不懂他的中国话，这使他痛苦而惊讶。于是，他更勤奋地学习汉语，几年之后，当他有信心出去接触公众，或者同某个人讨论多种不同的话题，而且他选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这个人从未遇见过外国人，那么，这位外国人就会有机会重新尝到他当初第一次开口用中国话与人交谈时的痛苦。对方显然没有听懂，并且显然并不打算听懂。看得出，他根本不注意你说的话，也完全没有顺着你的思路，只是不断地以礼貌的姿态打断你说：“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他的微笑带着优越感，似乎在注视一个聋哑人试图清晰地说话，他又似乎在说：“谁认为你的话会有人听得懂？你不是生下来就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忍受这种无能吧，不要再来烦我们，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话。”面对这种情况，你不可能永远心平气和，也忍不住会发火：“你真的听不懂我说什么吗？”他则毫不迟疑地口答说：“是的，我听不懂！”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人误解能力的另一层经历是，尽管他们把每个单词都听懂了，但往往由于忽视了细节，这使得他们即使没有完全失去你所表达的意思，但却领会得不够明确了。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需要准备大量词语，用来表达很多意思，比如：“在这种条件之下”、“有条件的”、“出于这种理解”等等。的确，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既没有这些短语，也不需要这些短语，但外国人不是这样。时态标志也是这样，中国人不在乎这些，但外国人却不得不当一回事。

在中国，人们关心的一切事情中，大家最注重也最需要避免误解的事情便是钱。如果外国人付钱买东西（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常常是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将来完成时态就是一种“军需物资”。“你干完活之后，就会拿到钱。”但汉语里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时态。中国人则简单地说；“干活，拿钱。”他心目中的主要观念是挣钱，根本没有“时间关联”这个概念。因此，他一旦要给外国人干点什么，他希望马上拿钱，以便“吃饭”，仿佛假如不是偶然碰上这个外国人的活，他就没饭吃了！我们必须警钟长鸣：在中国，为了避免在钱上产生误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谁拿钱谁不拿钱，何时拿钱，拿多少钱，是银锭还是铜钱，银锭的成色和重量，多少铜钱算一吊——诸如此类的要素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过于确切固定的理解。如果要与建筑商、经纪人或者船夫订立合同，要他们做些事情，布置几件家具，那么，事先把具体要求精确地解释清楚，定好价钱，才是妥当的。

“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这是证明中国人谨慎的格言，他们总是把事情想的很周到，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不过，情况常常会是这样：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哪怕动足脑筋，事后还是有争议。不管你在这方面有多么小心，钱在中国可能是最会给外国人带来麻烦的东西。不管涉及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无知的苦力，都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来就有一种本能，会利用误解。他们发现自己像一月里的北风钻进门缝，又像河水渗进船缝，迅速又毫不费力。在某些方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非凡地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

1860年之前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对外交往仍在中国人误解天性的长期发挥之中。在1860年之后，这种天性也根本没有耗尽。与中国进行外交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被完全误解的事情的历史。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言，这种先入之见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尽管也有个别不遵守规则的例外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同样坚定不移地相信外国人会公正地办事，尽管也有些外国人，也有许多外国的例子正相反。但是，有了这样两点，中国人就有了一个支点，藉以去动摇那个最顽固的外国人。“你这样说了。”“不，我没说。”“但我理解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请原谅我们的愚笨，请付钱，你说过你会付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执的实质，中国总是能以惊人的耐力坚持到最后，一百次这样的情况中有九十七次外国人付了钱，正如中国人的料想，外国人要借此表明自己完全可靠完全公正。剩下三次也会有别的办法，其中两次大都可以成功地拿到了钱。

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误解，有经验的读者会发现这样的事例如同大雁那样成群结队地出现，简直可以称之为军团。叫一个苦力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留下即将萌芽的珍贵草皮，假想中，你仿佛看到了渴望已久的草坪。这个漫不经心的笨苦力拿一把锄头，铲掉了一切绿的东西，弄得寸草不生，就更别提那些花大价钱买来的草皮了，他还说这样才太平。他没有“理解”你。或是派一个厨师走很长的路去当地唯一的菜场，叫他买一条鲤鱼、一只小鸡。他没有买回来鱼，却买来三只大鹅，还说是你让买的。他没有“理解”你。派一个送信人在收发室关门之前送封重要信件去法国领事馆，但他却跑回来说对方不收。原来他把信送到比利时领事馆去了，而这时收发室也关了。他不“理解”你。误解终究是误解，使用一定的方法还是可以消除的，但是这又事关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又显得不是那么的简单了。

不幸的外国人如何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可以用我一位朋友的经历来充分说明。他去一家中国的银行，老板是他认识的，银行附近前不久刚发生一场毁灭性火灾。这个外国人就向这位银行老板道贺说，幸好大火没有烧过来。听到这句话，老板马上一脸尴尬，然后生气地说：“这算什么话？不能这样说！”不久之后，这个外国人才明白，自己错在暗示火势太逼近，银行会烧掉。而这是最不吉利的，即使用庆幸的话来说，也是忌讳的。一位来北之稍作停留的外国人看到一个骆驼队，其中有一头小骆驼。他对他的车夫——一位曾受雇于外国人多年的车夫——说道：“你回家的时候，叫我的小儿子来看这头小骆驼，他会感到有趣的。”过了好一会儿，同刚才那个例子一样，经过了慢慢酝酿，这个车夫颇有见地地说：“如果你想买这头骆驼，你不懂得养它——它必死无疑！”

中部某省的一位传教士，听众对他的理解也同样错误。他希望听众有一个深刻印象，便用一架幻灯机映出一只高度放大的寄生虫。当这个爬虫的巨大身躯，好比埃及鳄鱼似地横卧在帆布上时，有一位听众敬畏而小声地说出了他刚刚获得的新发现：“看，这就是外国的大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