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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人的微观能力（第1页）

第六章中国人的微观能力

外国人刚来中国，雷同是给他们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中国人长的像，穿的像，同样呆滞的眼神盯住同样的地方，头上辫子的长度一样，象豆荚里的两粒豆子的形状一样长相都差不多……但是，不需要与中国人有过多交往，只要稍稍接触过中国人的旅行者，无论他多么没眼力，无论他断言中国人还有什么其他特性，都会知道，说中国人毫无生气的雷同，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不管两个地方离得有多近，说话口音总会有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有趣差别。这种差别日积月累，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方言。许多人说中国的孩子从小便会说至少两种语言，即国语与方言。

大智若愚的本性

许多人郑重其事地强调，在中国，尽管写出的字一样，但各地的人讲出的话却大有不同。不只是在语音语调，甚至潜词造句也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差别之大就如同拉丁语系与东语系。中国人的姓氏差别也不是外国人所能预料的，百家姓让外国人总是觉得中国人的名字毫无规律可言。我们还经常受到提醒说，各地的风俗也有这种差异，同样的一个手势动作，在不同的地方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完全相反。用现时中国人的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事实随处可见。在西方，度量衡的统一是生活舒适的保障；而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西方人往往不习惯双重标准的存在，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异议。中国人的鞋码，重量，温度，分数……都普遍存在着两种甚至是多种不同的衡量标准。有人去问—个卖肉饼的人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留给聪明的提问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开始时他说的重量明显比不合常理的偏轻，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只有在卖牛肉时才有人关心牛的重量，而那时所关心的当然只是去除了骨头的重量。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部分。因为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国士兵除了脑袋其余各部位都是要派上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种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才知道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所以不统一中最为明显的，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在国家的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这是大家熟悉的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就是有人把一百个铜钱叫做一串钱，大概这个地方的人一百个铜钱总是习惯性的被人们串成一串，方便携带也方便计量吧。而如果四处走走便很容易地发现一串钱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来人都会因此而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研究银子交换的人。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事实证明这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不解释动机，即货币衡量标准以及其他衡量标准千差万别的原因。

各种度量标准，全都这样混乱。斗，也是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利用这种混乱为谷物交收时的横征暴敛提供了可能以及借口，政治动乱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人的平和能够化解这一切，也为这种差别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稳定的环境。“世界上都是一品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到了中国就远远不是这样，而成了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变换都有其稳固的理论基础，而且这种理论还被百姓在实践中运用的相当广泛。比如说，在盐的专卖上，就定出一些霸道无理的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只拿到十二两盐。但是，这样做是公开的，而且所有卖盐的人都这样做，因此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因此一种公认的度量标准就慢慢形成了。

土地的丈量也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地方的一亩地，由于长期的从祖宗那流下的惯例，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大小。而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方的边界上的人，就只好准备两套丈量设备，去测定不同的亩。

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不弄清当地的斤的实际重量是多少，就去确定比较每斤粮食或棉花的价钱，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同的地方的价格是根本没有对比性可言的。同样道理，统计粮食的亩产，也经常忽略亩并非固定不变这样一个致命的事实。此外，任何一个到中国旅游的人都可以深切体会到中国人对于距离的衡量标准的千差万别。在陆地旅行时，在中国人告诉你的距离以里为单位时，就有必要肯定一下这个里是不是比其他的地方长出来一些，或者其他地方的本来就偏短。我们不否认这样估计距离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要否定的是这种算法的不精确、不一致。有这样一种十分普遍的经历：一走上这个国家的大路，里就长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乡村小路就是一百里，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照中国人看来，这种计算方法依据的也常常不是绝对距离，而是行走的困难程度，困难总使得距离加长，大概相对论可以解释这种状况，但中国人在理论出来之前已经把它运用的相当好了。这样一来，离山顶“九十里”，实际还不到一半，中国人坚持说九十里，因为爬上半山腰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另外有个特别的事实，是直线的丈量。也就是说，A到B的距离不一定就等于B到A的距离！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中国，这句话需要插入否定词的修改才会正确。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从南到北是一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管你试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记下里程，每次都是这佯。

我们在贝德禄先生的《华西旅行考查记》一文中找到了相同见解，现引述于此，以肯定上述观点：

“比如，两地的距离要看从哪头出发，我们听了之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分别询问所有的人，也都这样说。这样，从A到B一致同意是一里，从B到A却一致同意是三里。一位有文化的当地人这样解释：运对取决于每里多少钱，很明显，苦力背东西上山应该多付点钱，这样一来，如果按照道路的陡峭程度来计算工钱，就很麻烦。而把难走或陡峭的路假定长一些，对双方来说都要方便得多了。事情就是这样，如今所有的能行者都要认可这个距离。但是，我抗议说：‘用这个方法，下雨天和晚上都要加长路程了。’‘一点不错，是要加点儿钱。’这个办法当地人是方便了，但旅行者却一直恼火。还有这样算距离的：平地上，规定的一里算两里，一般山路一里算五里，陡峭山路一里算十五里。云南人作为善良的山里人，常常缩短平地上的距离，因为那里平地太少，几乎没有。因此，旅行者不必为此伤神，尽可以把那儿的一里看作五里，只是陡峭山路除外。”

立德先生在《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提到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是九十里，逆流而上是一百二十里。他估计三点六二里为规定的一里，或者说，“百五十里等于一个纬度。

另外一种数学知识上的真理与此相似，在全世界都能行的通的“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也不正确。在河上航行更是这样，问一下知道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仔细分析之后，这个四十是由两个十八构成的。令人哑口无言的说法是：“四个九等于四十，对不对？”同样，“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与此相关问题的回答大体上都是如此。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邮邮差没有按规定时间跑到，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太长了。为了分辨他的辩解的正确性，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测量一遍，结果发现实际是八十三，从此这段路程就按八十三里来算了。

几个“三里村”分别坐落于城市周围一到六里不等的地方。人们还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两旁盖有房子，就成了五里，村里人还肯定地说就是五里。

做秤的人根据每位顾客的愿望来刻点（称为“星”）。他的每位顾客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用于买进，一种用于卖出。标准完全出于主观意愿。一杆做好的秤是没有人买的，因为刻星的标准随着买主的不同而不同，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刻定的秤才有市场，因为这样的标准才算是真正“准确”的标准。

“差不多”与“差得多”的判断力

年龄的计算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人计量标准的特点。一个去年刚刚七十岁的老人今年就已经“七八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个人刚过七十，他就是奔八十的人，也就算八十岁了。中国人喜欢用这种“宽泛的平均年龄”来作为自己的实际年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常常给人非常模糊的概念。不少人“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你很难在中国碰到一个会确切地说出年龄的人。“十”已经是一种计量单位，如同我们的“一”一样风行。同样的模糊还扩展到“百”、“千“、“万”这些中国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中国人不关心更为精确的表达方法，只要告诉他大概是几十或是几百几千便已足够。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确切，那么他所说的确切是一种让人产生误解的确切，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春节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日，很多父母在春节的那天都会对孩子说“你又大了一岁”之类的话。中国人的四舍五入的概念与我们完全不同，不过五也能往前进一位甚至几位，甚至是一个数量级。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要回国的先生，他们的中国朋友送给他的同样年龄的母亲及丈母娘各一副漂亮的卷轴。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和“寿比南山不老松”，下边的一段小字注释说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七十福寿”。第二副卷轴也是类似的祝贺词句，只是把“七十福寿”换成了“六十荣光”。自然接受者对这两幅卷轴的精巧的设计以及苍健有力的字体大加赞美，只是一个家属小心翼翼地将其中一处疑惑向送礼者提出，明知道两位母亲同岁，却为何一个写七十，一个写六十。典型的中国人的回答方式：“如果每副卷轴都同样写上七十，会显得作者完全没有创造力！”

中国人重视祖籍的社会传统，常常与我们的“准确性”概念相悖，这对于中国人的准确性常常是致命的。一个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通过他的叙述明显感到他住在城郊。问他后才知道他的确已经不住在那个小乡村了，而且他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他所谓的住就是出生，就是曾住过，而且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不住在那里，但老根还在那里！”

另外有个人，叫我注意看一下他住的小村庄里的那座被他称做是他造的一座古庙，而这座古庙建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朝，那时的“我”还在混沌世界，在他观念中“祖宗”即“我”，“我”即“祖宗”。

学习汉语的学生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从汉语大量的同意词中找到符合场合和身份的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整个思考系统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与我们所习惯的假设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对一切事物都要确切地知道详情的性格，他们常常要问：“你们要知道这些数字有什么用？你们为什么想知道这些数字？”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村庄里有多少户人家，他也不想知道。他只能告诉你这个数字是“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然而一个确切的数字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人使用数字方面的缺乏精确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不论是廉价书还是精装书。而留心一下可以发现所误用的字要远比本来应该用的字复杂，这说明这种错误并不是出于人为的故意，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省点力气。这一点只能说明中国人不注重精确，凡是差不多就行了。这种观念造成了做事的不仔细，不严谨。同样的不仔细也十分普遍地出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上，一个字常被写成另一个与之发音相同的字。这种错误，稍稍识字的人就可以发现，所以我们只能把原因归咎于态度与性格。

漠视精确，在书信的称谓上最明显。一封普通的中国家书总是这样醒目地写着：“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而“大人”的名讳却从来不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