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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人的微观能力（第2页）

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实际的民族中，从不讲求确切，这一点确实让人有些费解。比如说中国人的名字就从不讲求确切，这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有名有姓有字有号，甚至还有谥号，以及官名，小名，乳名……如今则有网名、笔名等，有时候连绰号都可以当名字用。问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下，你得到的答案也完全不同，你叫他哪个名字，他都会答应。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外国人把一个中国人当做两三个了。此外，中国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这些名字的地位完全平等，没有哪一个被认为是更“正确”一些。如果其中一个名称是误用，那就轮换着用；或者一个用于官文，一个用于日常交谈；或者把误用当做形容词，与原名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的名称。

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教育缺少理性的内容。中国人从古就是学习四书五经，这就造成了对数字的不敏感以及精确意识的缺乏。化学分子式、天体的运转、工程的计算……这些学习可以培养人们精密的准确性，只是这些内容在中国人的教育体系中是持续的空白。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可能会失去许多数字，比如把“一二十个结晶体”与“好几十个结晶体”混淆，以及诸如此类的错误，结果导致了始料不及的祸端，或者是一些发现的檫肩而过。中国人的耐心本来有助于他们学会在一切事物中的精确，甚至比其他民族能学的更好，因为他们的耐心是与生俱来并且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但是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要求精确的意识，因此这个潜力从此就越藏越深了。

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下面两点也应该是有道理的。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多留一些余地，多长一个心眼，要敢于怀疑，因为中国的数目和数量从来就不精确，很容易就让我们上当。第二，我们还需留对中国的“人口普查”留一些余地，防止以其为名而抬高的种种身价。当我们仔细考虑中国人“人口普查”之后，可以发现它就象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强烈地意识到“法律了不起的不确定性”之后这样评论美国最高法院：存在一种“对案件的最终猜测”。

缺少“时间感”的闲人

如今流行这样一句话，以鼓励人们提高对时间的利用率以创造更大的财富，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现代生活的复杂安排以及分工合作的工方式，使得一个人能够完成比前人多的多的工作，不论是从分量还是从种类来说。两次产业革命以及如今的轰轰烈烈的科技革命带来了这个变化，盎格鲁十散克逊人在体质习性方面早就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有什么习惯，打架斗殴还是无所事事，我们都难以想象会有今天这么一个时代，我们这个种族不被自己的旺盛精力所驱使，去一件接一件地忘我地做事情。

我们可以从中国人与西方人在问候语上的不同看出点两个民族的不同。前者碰到熟人时说：“吃饭了吗？”后者说：“做得怎样了（Howdoyoudo）？”一方的通常情况是做，另一方则是吃。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西方人的第二天性；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却出奇地空闲，似乎除了吃喝拉撒就无事可干。中国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一。比如说“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现在是什么时辰？”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中国人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时间也是模糊不清，“日出时分”与“日落时分”在中国话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但“午夜”与“正午”却是让人觉得极度含糊。通常由“打更人”来确定的夜晚的时间也是同样模糊，打更人从来就不知道准确的时间，他和普通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晨曦初现是打这一个更的标志。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也长短不一。中国人对西方人发明的便携式计时器一无所知。就算他们拥有手表，也不用手表去安排日常活动，没有手表让他们更加习惯，我所认识的几个有手表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尽管他们过几年还把表擦洗一下，让它保持正常走时。普通人则十分满足于靠太阳高度来定时间，日上一杆，两杆，或者三杆，没太阳就观察猫眼的张缩，这个确定的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足够用了。反正他们的观念中至多有小时，而没有分更不用说秒了。

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问题，与他们对时间流逝的度量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斯的划分，世上有两种人：大洪水前的人与大洪水后的人。后者发现人类的时代在历经近千年之后，已经不能再持续几百年了，因而学会了在短时间内更多地工作，以适应这个环境。相比之下，大洪水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撒拉②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似乎生活是由长老安排停当的。

中国人具有“大洪水前的人”的基本特征。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那样的好的说书艺人，顾客出出进进，他却一直在讲。使人想起了尼生的长诗《小溪》。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

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曼谷的戏吸引人，人们心甘情愿地把时间花在那上面。中国人的杂耍技艺，如果演得好，也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致命的是中国的技艺总是在开场之前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话，念念叨叨，吱吱哑哑。于是，不等表演开始，外国观众就直后悔。

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每次宴席结束桌上和开始时差不多，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因为他们的习惯是主人准备多少就吃多少，剩余是主人的不礼貌，是说主人的菜准备的不好。而中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他们总会在宴席期间不断说“招待不周”这样的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听了便让人落泪，尽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的例外。

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前的方式行事，持续的做一件事情。学生上学往往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间只有一两次小小的休息，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每一级都很难考，而大多数应试者经历了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的内在荒谬。

这种人会让人联想到这种教育模式下所必须的学习过程，冗长而繁杂。中国语言本身，在本质上也是大洪水前的，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古代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学会自己的语言，他们就永远不会阅读和写出有价值的东西！

而日本，有人说过，不论你是否喜欢这个国家，不论他们身上存在着多少另人厌恶的毛病，你不得不承认日本有着最优秀的人力资源，最勤劳的人民，这是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战争的废墟中战立起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日本人干活玩命大家是早就听说过的，要是让生活节奏从容惯了的中国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真是不小的压力，若无充分的心理和生理的准备，非得过劳死不可。他们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时间，他们放弃了一切娱乐和休闲，甚至连电视机都不买。这在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里真是一个奇迹。夜深时在大街上走走，可以很奇怪的发现每个写字楼里头都还是灯火通明，加班正在每个窗口里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在这里，下班后再加班被看成正常，没有人会索取加班费，而按时下班被看成是特殊。所以人们往往都在11点才到家。而第二天人们又会精神抖擞地准时出现在办公地点。因此过劳死在日本屡屡发生。有一个公司职员竟然在一年当中坐飞机出差了两百多次，往返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护照上盖满了全世界各国花花绿绿的签证和入境证明，最后死于脑溢血。这种生活比起中国人的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他们总是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无所不包，无所不取。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

“慢慢来“的精确观

中国人的勤劳也可以反映他们的漠视时间。我们已经说过，其劳动虽然紧张，但其方式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极大的不同。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人，有几位渴望再重来一次呢？工人来得晚走得早，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喝茶。他们走很长的路去很远的石灰坑，但搬运来的只是一布袋石灰浆。假如用独轮车来推，一个人就可以干三个人的活，他们可能很清楚这点，但他们不会这样做，这决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倘若下起小雨，他们就会停工。经常看起来人们很卖力，但进度却很慢，很难去计算这些人每天的“工”。所以中国的工人应该以工作进度来计量他们的报酬，而不应该以时间来计量。我们听说有一个外国人，不满于他请的木匠钉板条的速度，在他们吃饭时自己干，结果干了他们四个人半天的活。

维修工具这件简单的事情却要花费中国工人很长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件大事情。不过，如果是外国人的工具，那就不客气了。工具神秘地坏了，却说没人动过它，“我没去过那里”。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中间买点儿绳子一扎，脚手架就搭好了。整个工期危险随处可见，每天都是危机四伏，可能是绞手架倒了，可能是砖头砸下来了，可能是竹板断了。以往的所有经验，如今都不起什么作用了。原先可以用的东西，如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等，如今都不能用。外国人真是无助，他活脱脱地被一根根线操纵着，这么多根线一起拉，他实在招架不住了。

一个广东承包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他的诺言和金钱一样地化为灰烬，因为他不幸成了鸦片的奴隶。最后，我们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把他做得不好的事情全盘托出：“早就告诉你玻璃的尺寸，窗户你量了三次。你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没用了。门关不严，一点胶水都没用，地板太短，太少，全是节疤，全都没法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愁容地盯着说话人，很和气地说：“别那样说！别那样说！这其中有船长，曾周游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贤马国。绅士气度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可思议地缺乏耐心，而且很没有道理。有人明智地指出，中国人认为西方人的缺点是缺乏耐心，正如同西方人觉得中国人的缺点是缺乏诚信一样。

任何情况都很难让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性和好处。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就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得了病在休养，一整包外国邮件在两个相距仅十二英里的城市间延误了好几天时间！中国电报总局的管理，另人太大失所望了。

有一点漠视时间是让外国人最气恼的，那就是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中国人的漠视时间。一般去拜访他人是有时间限制的，超过了限制便会给他人带来不便。而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一直讲话。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时间对外国人的宝贵。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该讲的全都讲完之后，也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还会罗嗦的讲一些无关紧要的饭后谈资。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有条名言：“想见我的人便是我想见的人”。如果他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他便会对这句话的正确性进行反思。只要有过此种经历，他就会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主保佑你走好！”这种直言相告，可能会惹恼一个有火暴性子的人，并让他的心灵大受创伤。他会长时间不说话，长得让最有耐心的中国人都失去耐心。最后，他开始讲话，他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中国人就需要如同马根济医生那样的人。中国客人不断地来到，朋友又“只来不回”，浪费了医疗时间，前不久刚刚去世。马根济医生总是能很耐心地对每一位来访者必恭必敬，礼貌地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想要拒绝的效果更好的话，他应该模仿一位学中文的学生，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话，很有成就感，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而西方人却相反，他们因为追求效率，利用时间，而创造出了分工合作的工作方式以及流水线作业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他们因为重视时间，所以将自己的汽车各部件分给世界各国的各家厂商制造，所以有些老板会掉钱而不捡，所以才有了电话、计算机的发明……而这些是悠闲的中国人永远都无法想到的。